●卷一百五十二 兵考四
○兵制
梁太祖开平元年：初，帝在藩镇，用法严，将校有战没者，所部兵悉斩之，谓之拔队斩。士卒失主将者，多亡逸不敢归，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，以记军号。军士或思乡里逃去，关津辄执之送所属，无不死者，其乡里亦不敢容。由是亡者皆聚山谷为盗，大为州县之患。至是诏赦其罪，自今文面亦听还乡里，盗减什七八。
吴氏《能改斋漫录》曰："《五代史 刘守光传》，天祐三年，梁攻沧州，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以上，七十以下，皆黥其面，文曰'定霸都'，士人则文其腕或臂，曰'一心事主'，得二十万人。"故苏明允《兵制篇》曰：'屯田府兵，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，而後世之君，又不能循而守之，至於五代燕帅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，自後遂以为常法，使之不得与齐民齿。'然余按陶岳《五代史补》乃云：'健儿文面，自梁太祖始。'梁、燕皆同时，则文面不特始於仁恭也。"
致堂胡氏曰："伊尹曰：'臣下不匡，其刑墨。'孔氏曰：'凿其额，以墨涅之。'《吕刑》曰：'苗民淫为劓刵〈木豕〉黥。'孔氏曰：'黥面也。'然则涅其颡者，乃五刑之正，而黥其面者，乃五虐之法也。颡受墨涅，若肤疾然，虽刑而不害；以字文面，则弃人矣。是法也，始於有苗，至刘仁恭、朱全忠加甚。籍民为兵，无罪而黥之，使终身不能去，以自别於平人，非至不仁者，莫忍为也。"
後唐庄宗同光二年敕："随驾收复汴州，并扈从到洛京，南郊立仗都将官员，自检校司空已下，宜并赐'协谋定乱匡国功臣'，自检校仆射、尚书、常侍至大夫、中丞，宜并赐'忠勇拱卫功臣'，其初带宪衔，并赐'忠烈功臣'，已有功臣名者，不在此限，其节级长行军将，并赐'扈跸功臣。'"（唐元宗平内难，赐卫士葛福顺等为"唐元功臣，"不过十数人。德宗驻跸奉天，赐从军驾立功将校为"奉天定难功臣"。及僖宗、昭宗频年播迁，功臣差多，至是遍及戎卒，非赏典也）。
潞王之初发凤翔也，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。至阅实金帛，不过三万两疋，而赏军之费，计用五十万缗。帝怒，三司使王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。又据屋为率，无问白居及僦者，预借五月僦直。有司百方敛民财，仅得六万。帝怒，下军巡狱，昼夜督责，囚系满狱，贫者至自经、赴井，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，市人聚诟之。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，乃至太后、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，才及二十万缗。帝患之，李专美曰："臣窃思自长兴之季，赏赉亟行，卒以自骄。继以山陵及出师，帑藏遂涸，虽有无穷之财，终不能满骄卒之心，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。夫国之存亡，不专系於厚赏，亦在修法度，立纪纲。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，臣恐徒困百姓，存亡未可知也。今财力尽於此矣，宜据所有均给之，何必践初言乎！"帝以为然。壬辰，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，自杨思权、尹晖等各赐二马、一驼、钱七十缗，下至军人钱二十缗，其在京者各十缗。军士无厌，犹怨望，为谣言曰：'除去菩萨，扶立生铁。'以闵帝仁弱，帝刚严，有悔心故也。
晋初置乡兵，号"天威军"，教习岁馀，村民不娴军旅，竟不可用，悉罢之，但令七户输钱十千，其铠仗悉输官，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桑，多聚山林为盗。及契丹入汴，纵胡骑打草榖，民不堪命，所在盗起，攻陷州县，长吏不能制。
周太祖显德元年，军士有流言，郊赏薄於唐明宗时。帝召诸将至寝殿，让之曰："朕自即位以来，恶衣菲食，专以赡军为念，府库蓄积，四方贡献，赡军之外，鲜有赢馀，汝辈岂不知之？今乃纵凶徒腾口，不顾人主之勤俭，察国之贫乏，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赏，惟知怨望，於汝辈安乎！"皆惶恐谢罪，退，索不逞之徒戮之，流言息。
世宗即位，既败北汉兵於高平，谋肃军政。初，宿卫之士累朝相承，务求姑息，不欲简阅，恐伤人情，由是羸老者居多，但骄蹇不用命，实不可用，每遇大敌，不走则降，其所以失国多由此。帝因高平之战，始知其弊，谓侍臣曰："凡兵务精不务多。今以农夫百未能当甲士一，奈何浚民之膏泽，养此无用之物乎！且健懦不分，众何所劝？"乃命大简诸军，精锐者升之上军，羸者斥去之。又以骁勇之士，多为诸藩镇所蓄，诏募天下壮士，咸遣诣阙，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；其骑、步诸军，各命将帅选士。由是士卒精强，近代无比，征伐四方，所向皆捷，选练之力也。
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，诏殿前、侍卫二司，各阅所掌兵，练其骁勇，升为上军，老弱怯懦，置剩圆以处之（剩圆给官符宫观、园苑、寺庙、卢廪之役。咸平五年七月，戎卒有苦寒废支体者，真宗念其劳，不欲遽弃，令隶剩圆，廪给如故，自是率以为例）。
止斋陈氏曰："剩圆之置，不但以仁羸卒，亦以省冗食也。熙宁十年十月，诏诸路州军，以逐州就粮。禁军、厢军，通计十分立一分为额。剩圆立额自此始。自宣和之难，养兵益众，战功之赏，例加官资，於是退兵重为天下费，盖拣汰起於绍兴七年，率置添差官以处之。自诸司及州军各有圆，参定为节镇一百三十圆，次州军六十五圆，极边节镇二十六圆，次州军十八圆，待阙圆数亦准此（乾道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敕）。而州县之力，困於养退兵矣。"
八月，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，以补禁旅之阙。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，分送诸道。其後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，散给诸州军，委长吏、都监等召募教习，俟其精练，即送阙下（京诸司库务皆有役兵，其执杖者即不设等样）。自是师旅皆精锐，禁衡之籍无阙矣。
止斋陈氏曰："世多言国家养兵之费，自艺祖时增置禁军始，考之则不然。按祥符、天圣编敕诸部郡，自骑射至牢城，凡名额二百二十三，总为本城而已，则天下无禁兵也。所谓禁兵者，皆三司之卒，分屯而更戍，今之屯驻、驻泊之名，而钤辖、都监、监押之官所部领者也。三边之兵，间因事宜升为禁军者，则所谓四十四处禁军是已（咸平四年，始升陕西诸州选中'保捷'。庆历元年秋，河北教阅本城为禁军），是为就粮。自元昊叛而西北有"保毅"；王伦判而东南有'宣毅'之类，於是列郡稍置禁军。嘉祐中，诏东南帅司各置'威果'凡二十五指挥，既云多矣，然亦无过九大郡。熙宁按天下厢军之籍五十万人而亦不足战，於是教阅之法起。其後以厢军团并为额，则今之两浙'崇节'、福建'保节'之类是也。教阅之兵，因别为额而隶之将下，则今两浙'雄节'、福建'广节'之类是也。五年，始排立在就粮禁军之下。元丰兵令悉以'雄节'之类升同禁军，由是禁军始遍天下。此不可不辨。"
自唐中叶後，营兵在诸镇，每防秋征行，大则节将自往，小则列校董之。禁卫虽设而皆非精练。藩镇强者得以专主判换。河北兵最强，故声教不能及，然屯营之处，颇杂耕战。僖、昭间，征讨不息，师人疲苦，多亡命者。梁祖患之，乃令诸军悉〈黑詹〉面为字以识军号，讫今遵其制。五代以来，境蹙兵少，然习用为常，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，然方镇列校，势位差损。周显德後，克淮甸，有东南之漕，京师仓廪稍实，得以聚兵为强幹之术。太祖、太宗以雄略英武，平一海内，惩累朝藩镇跋扈，尽收兵於京师。於时天下山泽之利，悉入於官，帑庾充牣，得以赡给。而备时使。其边防外，藩镇须兵屯守者，自京而遣，故有驻泊、屯驻之名。其京畿诸州便运路者，则有就粮兵焉，许挈家属以往，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驻，代还始复旧所。旧制，除军卫外，诸州兵上从节镇及本军之号，自唐末稍增其美名。国朝初平伪国，合并所得兵，别为军额，其愿归农者解其籍，或给以土田。其後或新经料简，或团并有馀，则或特创名，或因旧额增指挥之数而无常焉。凡召募兵者，所在设旗给赏，长吏、都监专视之，遣吏部送阙下，至则军头司覆验等第引对，使坐隶诸军（淳化二年，诏以子弟附兵籍者除去之，愿隶名者阅试而後听。景德三年，又诏有材勇者许隶本军）。其自下军而升入上军者，自上军而入诸班直者，皆临轩亲阅（诸班直新召募者，非材勇超绝，即不预焉，馀皆自下选补。大中祥符五年，诏拣阅诸军有方壮而被斥者，委所在告谕，听其自陈）。每上军遣戍，皆本司整比，军头司引对便殿，给以装钱。代还亦入见，犒以饮食，拣拔精锐升补之，或退其疲老者。凡大祀有赏给，每岁寒食、端午、冬至，各有特支（特支有大小之差，亦有非时给者）。戍边每季又加给银鞋，环、庆缘边，艰於爨给者，又有薪水钱；其役兵劳苦者，或季给钱；或川、广而代还者，别给装钱。川、广递补卒，或给时服钱屦。凡出外率有口粮（有折月粮者，有别给者）。
开宝四年，祀南郊，礼毕行赏，上以御马直扈从郊祀，特命增给钱人五千，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例，乃相率击登闻鼓上诉陈乞。上怒曰："朕所与即为恩泽，安有例哉！"命斩妄诉者四十人，馀悉配隶许州"骁捷军"，都校皆决杖降职，遂废其班。
时内臣有李承进者逮事後唐，上问曰："庄宗以英武定中原，享国不久，何也？"对曰："庄宗好田猎，惟务姑息，将士每乘舆出，次近郊，禁兵卫卒，必控马首告曰：'儿郎辈寒冷，望与振救。'庄宗即随所欲以给之。如此非一，失於禁戢，因而兆乱，盖威令不行，赏罚无节矣。"上抚髀叹曰："二十年夹河战争而得天下，不能用法约束，此辈纵其无厌之求，以兹临御，诚为儿戏。今我抚养士卒，固不吝惜爵赏，但犯吾法无所贷耳。"
太宗选军中勇士，教以剑舞，皆能掷剑凌空，绕身承接，妙捷如神。每契丹使至赐宴，乃出以示之，凡数百辈袒裼鼓噪，挺刃而入，各献其技，霜锋雪锷，飞跃满空，及亲征太原，巡城耀武，必令剑舞前导，观者神耸。
至道初，帝因问侍臣河渠转漕以给军食之事，语及屯兵利害。参知政事张洎退而讲求故实，上封奏曰："国家应图受命，经营鸿业，惩前王之失，审形胜之地，以大梁者八方所凑，为天下之枢，可以阜安兆人，临制四海，故卜京邑而定都焉。昔炎汉开基，高帝云：'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。'又孝武云：'吾初即位，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。'即知兵甲在外郊也。唯有南、北军、期门郎、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。唐承隋制，置十二卫府兵，皆农夫也。及罢府兵，始置神武、神策为禁军，不过三数万人，亦以备天子扈从藩卫而已。及禄山犯阙，朝廷驱市人接战。德宗蒙尘，扈驾者四百馀骑，兵甲散在郡国，军额存而可举者，除河朔三镇外，太原、青杜各十万人，邠宁、宣武各六万人，潞、徐、荆、扬各五万人，襄、宣、寿、镇、海各二万馀人，观察、团练据要害之地者，亦不下万人。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，战马数十万匹，萃在京师、本固兵疆，邦国之利也。"上览而嘉之。
真宗咸平四年，开封府言："龙武军卒亡命捕获，法当决徒。"帝以是军无俸，而同禁军例科罪太重，令改从轻法。其後又诏禁军非征行而因役亡者，止决杖流配（时宁朔军充役太庙而亡，法官议当斩，诏从流配）。
景德元年班临军赏罚之令，遣中使赍御剑赴北面，以肃军令。
北面诸路驻泊兵马使臣等：临阵能率先用命杀贼者，与贼斗战生擒获贼者，临阵擒获贼首领者，使斫营寨能惊贼令扰乱及擒获人畜者，诸偏裨下军士与戎人斗能用命策应杀退贼者，戎人为诱兵翼张受命掩击能破走之者，贼游骑往来或近大军受命掩袭而能擒杀者，用命深入被伤者，临阵用命入贼斩刺其首领分散其旗鼓者，并赏之，其擒贼首领有酋渠并得旗鼓者加等焉。如贼已败走，所夺车帐、人畜、财物并给与之。若克日会战不齐者，夜喧众者，不俟贼稍前而乱射者，阵成列而监军诸校使臣擅简一卒一骑者，後马有犯者，下行阵大寨不齐者，旗枪交错队伍者，贼至可出军而不出者，战斗而观望不救者，兵器不修至临阵不堪施用者，巧诈以避征役者，临阵先退者，贪争赀畜而不赴杀贼，遣入贼境而规避，既复命，言不以实者，为斥候而不觉贼来者，临阵不射贼及弃其馀箭者，遗失铠甲兵器者，贼弃仗降而辄杀者，分布军号及传令不慎密而漏泄者，受命逐贼至某处辄过者，部署下牙队军校、左右指使使臣、忠佐及从人使臣，军校下押前队圆寮、军头、十将并从人，临阵辄离左右不受节度者，并斩。凡军中皆计斩级行赏，其後颇有枭路人首以希赏者，真宗闻而诏戒之。又令缘边凡获蕃寇，皆须辨问得实，当行杀戮者许给赏。如其非理，即以军法论。
二年春，以契丹通好，边鄙无事，释河北诸州强壮悉归，会合镇、定两路部署为一，省河北防城镇兵十之五，缘边三之一。
《两朝国史志》：太祖、太宗平一海内，惩累朝藩镇跋扈，尽收天下劲兵，列营京畿，以备藩卫，其分营於外者日"就粮"。就粮者，本京师兵而便廪食於外，故听其家往；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，即遣自京师诸镇之兵，亦皆戍更。真宗、仁宗、英宗嗣守其法，益以完密。於时天下山泽之利，悉入县官，以资廪赐；将帅之臣，入奉朝请，以备指踪。犷悍之民，收隶尺籍，以给守卫。兵无常帅，师无常师，内外相维，上下相制，等级相轧，虽有暴戾姿睢，无所厝於其间，是以天下晏然，逾百年而无犬吠之惊，此制兵得其道也。制兵之额有四：曰禁兵，曰厢兵，曰乡兵，曰藩兵。分隶殿前、侍卫总管司，而籍藏枢密院，凡召募、廪给、训练、屯戍、拣选补之政，皆枢密院掌之。禁兵者，天子卫兵也，总於殿前、侍卫二司，其尤亲近扈从者号班直。馀自"龙卫"而下，皆番戍诸路，有事即以征讨。自景德後，兵不复试。厢兵者，诸州之镇兵也。太祖鉴唐末方镇跋扈，诏选州兵壮勇者悉部送京师，以备禁卫，馀留本城。本城虽或戍更，然罕教阅，类多给役而已。乡兵者，选自户籍，或土民应募，所在团结训练，以为防守之兵也。国朝已来，河北、河东有"神锐"、"忠勇"、"强壮"，河北有"忠顺"、"强人"，陕西有"保毅"、"寨户"、"强人"、"强人弓手"，河东、陕西有"弓箭手"，河北、河东、陕西有"义勇"，麟州有"义军"，川峡有"土丁"、"壮丁"，荆湖南、北有"弩手"、"土丁"，广南东、西有"枪手"、"土丁"，邕州有"溪峒壮丁（其本末各见《郡国兵门》）"蕃兵者，塞下内属诸部落，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。西北边羌戎，种落不相统一，保寨者谓之"熟户"，馀谓之"生户"。陕西则秦、凤、泾、原、环、庆、鄜、延，河东则石、隰、鄜、府，其大首领为都军主，百帐已上为军主，其次为副军主。又有以功次补者，其官职俸给有差（其兵数本末，见《郡国兵门》）。召募之制，起於府卫之废，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，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。收天下犷悍之兵，以卫良民，今召募之兵是也。唐末士卒疲於征役，多亡命者，梁祖令诸军悉〈黑詹〉面为字，以识军号，是为长征之兵。初募时，先度人材，次阅走跃，试瞻视，然後为〈黑詹〉面，赐以缗钱衣屦而隶诸军。自国初以来，其取非一途，或土人就在所团立，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，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，或以有罪配隶给役，是以天下失职、犷悍之徒，悉收籍之。伉健者迁禁卫，短弱者为厢军，制以队伍，束以法令，帖帖不敢出绳墨，平居食俸廪，养妻子，备征防之用，一有警急，勇者力战斗，弱者给漕挽，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，今为良民之卫矣。廪给之制，总内外厢、禁诸军且百万，言国费最钜者宜无出此。虽然，古者寓兵於民，民既出常赋，有事复裹粮而为兵，後世兵农分，常赋之外，山泽关市之利，悉以养兵。然有警则以素所养者捍之，民晏然无预征役也。唐之时兵分，藩镇得专租税，天子禁卫之兵，中外不过十馀万人。国朝收天下甲卒数十万，悉萃京师。京师八方所凑，水陆四达，岁漕江、淮粟六百万石，而缣帛、货泉、齿革、百物之委，不可胜纪，是以军储饶羡。初，太仓才支三二岁，承平既久，常馀数年之食，以此临制四方，犹臂指之运也。世之议者不达，乃谓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，糜国币廪以优坐食之校，是岂知祖宗所以扰役强悍、销弥争乱之深意哉！屯戍之制，凡遣上军，军头司引对，赐以装钱；代还亦入见，犒以饮食，简拔精锐，退其癃老。至於诸州禁、厢兵，亦皆戍更。隶州者曰"屯驻"，隶总管曰"驻泊"。拣选之制，有自厢军升禁军，禁军升上军，上军升班直。升上军及班直者，皆临轩亲阅，自非材勇绝群，不以应召募，馀皆自下选补云。
仁宗时，元昊反，西边用师，多募禁军。吏以所募多寡为赏罚格，诸军子弟悉听隶籍，禁军额员多选本城补填，故庆历中内外禁、厢军总一百二十五万，视祖宗时为最多。及西师罢，天下患兵冗，帑庾不能给，枢密使庞籍奏："世养兵务多而不精，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。"从之，省兵数万人。
石林叶氏《燕语》："元昊初，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，首言关中苦饣鬼饷，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。议者争言不可，以为虏初伏，情伪难测，未可遽弛备。独公知元昊已困，必不能遽败盟，卒徒二十万人。後为枢密使，复言天下兵太冗，多不可用，请汰其罢老者。时论纷然，尤以为必生变，仁宗以为疑。公曰："倘有一夫之呼，臣请以百口当之。"帝从其言，遂汰八万人。
嘉祐二年，复定招军等杖。自上四军至"武肃"、"忠靖"皆五尺已上。差以寸坊而视其奉钱之数。奉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、七寸三分、七寸为三等，奉钱七百者降杀有差。唯"武严"、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，诸军执杖者不设等杖。其支军食，粮料院先进样，三司定仓敖界分，而以年月次之。国初，诸庾分给诸营，营在国城西，多给粮於城东，若南北亦然。相距有四十里者，盖恐士卒习堕，使知负担之勤。久之，有司乃取受输年月界分，以军次高下给之。凡三岁大祀，有赐赉，有优赐。每岁寒食、端午、冬至有特支，特支有大小之差。亦有非时给者。戍边，季加给银、鞋。邠、宁、环、庆缘边艰於爨汲者，两月则给薪水钱，苦寒或赐絮襦袴。役兵劳苦，季给钱。戍岭南者，增月奉。自川、广戍还者，别予装钱。川、广递补卒或给时服、钱、屦。屯兵州军，官赐钱宴犒将校，谓之旬设，旧止待屯泊禁军，其後及於本城。天圣七年，法自裁定诸军衣装，骑兵春、冬衣各七事，步兵春衣七事，冬衣六事，质卖者重寘之法。
三司使程琳上疏，论："兵在精不在众。河北、陕西军储数匮，而招募不已，且住营一兵之费，可给屯驻三兵，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。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，其赋入支十之三；陕西岁费千五百万，其赋入支十之五。自馀悉仰给京师。自咸平逮今，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。计骑兵一指挥所给，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，步兵所给，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，他给赐不预。合新旧兵所费，不啻千万缗。天地生财有限，而用无纪极，此国用所以日屈也。今同、华沿河州军，积粟至於红腐而不用；沿边入中粟，价常踊贵而未尝足。诚愿罢河北、陕西募往营兵，勿复增置，遇阙即选厢军精锐者补之，仍渐徙营内郡，以便粮饷。无事时番戍于边，缓急即调发使近。严戒封疆之臣，毋得侵轶生事，以觊恩赏，违令者重寘之法。如此，则疆场无事，而国用有馀矣。"帝嘉纳之。
嘉祐七年，宰相韩琦上言："祖宗时以兵定天下，凡有征伐则募置，事已则省并，故兵日精而用不广。今二虏虽号通好，而西北屯边之兵，常若待敌之至，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。不於此时先虑而速救之，一旦边陲用兵，水旱相继，骇而图之，不可及也。又三路就粮之兵，虽勇劲服习，然边储贵踊，常苦难赡。若其数过多，复有尾大不掉之患。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，然漕於东南，广而易供设，其数多，乃得强榦弱枝之势也。祖宗时，就粮之兵不甚多，边陲有事，则以京师兵益之，其虑也深，而其费也鲜。愿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、陕西、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，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，然後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。额足罢募，阙即增补。额外数已尽而营数畸零，则省并之。既见定额，则可以定某路马步一营以若干人为额。仍请覈开宝、至道、天禧、庆历中外兵马之数。盖开宝、至道之兵，太祖、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。天禧之兵，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。庆历之兵，乃西师後增置之数也。以祖宗所养之兵，视今数之多少，则精冗易判，裁制无疑矣。"於是诏中书、枢密院同议。枢密院掇祖宗已来兵数以闻。盖开宝之籍，总三十七万八千，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；至道之籍，总六十六万六千，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；天禧之籍，总九十一万二千，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；庆历之籍，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，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。视前募兵浸多，自是稍加裁制，以为定额。
琦尝从容议及养兵事，慨然曰："养兵虽非古，然积习之久，势不可废，又自有利处。昔者发百姓戍边者无虚岁，父子、兄弟、尝有生离死别之苦。议者但云不如汉、唐调兵於民，独不见杜甫《石壕吏》一诗乎？调兵於民，其弊如此，後世既取强健无赖者养以为兵，兵行，虽民间税敛良厚，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，此岂小事？又其习练战阵，而豪勇可使，安得与农夫同日道也？"
知谏院范镇言："河北连岁招兵未已，皆是坊市无赖子弟及陇亩力田之人，谓为军营子弟，求刺为军。况今田甚旷，民甚稀，赋敛甚重，国用甚不足者，正由兵多故也。议者必曰，以为契丹备也。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，金缯之利厚也。就使弃利为害，则大河以北，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，其城市无赖、陇亩力田者，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？况契丹贪利而不敢动？夫收兵於民则民稀，民稀则田旷，田旷赋役重，赋役重则民心离。寓兵於民则民稠，民稠则田辟，田辟则赋役轻，赋役轻则民心固。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，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，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，虽至而民力有馀，国用有备，其利害若视白黑，若数一二。而今以为难者，臣所以深惑也。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，用兵以征匈奴，空漠北，得所欲也。陛下以兵困天下者，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，非以快所欲也。何苦而为是乎？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为出，况天下大计，其可以不校出入乎？其可以无经乎？请下臣章中书、枢密院大臣看详。若陛下诚能罢今招兵，敕大臣使具太祖、太宗、真宗每朝赋入若干，兵若干，官若干，陛下天圣中赋入若干，兵若干，官若干，约今赋入之数与兵数、官数，约取中道，立为经制，以赋入之数十分为率，以七分养兵、官，给郊庙宫省诸费，三分以备水旱缓急非常，为之十年，仅可以言治。古者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，无六年之蓄曰急，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。今自京师至天下州郡，大率无储蓄、边城甚者或无三数月之备，不幸有连年水旱，将何以养此兵乎？此兵不足以养，则其忧不在契丹也。"
欧阳修时论《原弊》曰：'国家自景德罢兵，三十三岁矣。兵尝经用者，老死几尽，而後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。生於无事而饱於衣食也，其势不得不骄惰。今卫士入宿，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；禁兵给粮，不自荷而雇人荷之。其骄如此，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？前日西边之吏，如高化军、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，此其郊也。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战斗虽耗农民为之可也。柰何有为兵之虚名，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，农隙则教之以战，今乃大异，一遇凶岁，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，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，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，籍之以为厢兵（一作军）。吏招人多者有赏，而民方穷时争投之，故一经凶荒，则所留在南亩者，惟老弱也。而吏方曰不收为兵，则恐为盗。噫！苟知一时之不为盗，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。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，而老弱者游惰。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，而老弱者留耕也。何相反之甚邪？然民尽力乎南亩者，或不免乎狗彘之食，而一去为增兵，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，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。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。"
又《本论》曰："古之善用兵者，可使之赴水火。今厢、禁之军，有司不敢役，必不得已而暂用之，则谓之借倩。彼兵相谓，亦曰官倩我，而官之文符亦曰倩。夫赏者所以酧劳也，今以大礼之故，不劳之赏，三年而一遍，所费八九十万。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，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，乃称多量少，比好嫌恶，小不如意，则持挺而呼，持梃欲击天子之命吏。无事之时犹若此，以此知兵骄也。兵之敢骄者，以用之不得其术，而法制不立也。前日五代之乱，可谓极矣。五十三年之间，易五姓十三君，而亡国被杀者八，长者不过十馀岁，甚者三四岁而亡，其主岂皆愚邪？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？顾其力不能者，时也。当时东有汾、晋，西有岐、蜀，北有强胡，南有江、淮、闽、广、吴、越、荆、潭，天下分为十三四，四面环之，以至加之中国，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，其君天下者，类皆为国日浅，威德未洽，强君武主，力而为之，仅以自守，不幸孱子弱孙，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，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，犹恐不为用，尚何敢制？天下之势，方若敝庐，补其奥则隅坏，整其桷则栋倾，支撑扶持，苟存而已，尚何暇法象规矩而为制度乎？今宋之为宋，八十年矣，外平僭乱，无抗敌之国；内削方镇，无强叛之臣。天下为一，海内晏然，为国不为不久，天下不为不广也。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骄於内，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，一切苟且，不异五代之时，此甚可叹也。"
苏轼应诏《策别》，其一曰定军制。自三代之衰，井田废，兵农异处，兵不得休而为民，民不得息肩而无事於兵者十有馀年，而未有如今日之极者也。三代之制，不可复追矣。至於汉、唐，犹有可得而言者。夫兵无事而食，则不可使聚，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，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，其势然也。今夫有百顷之间田，则足以牧马千驷，而不知费聚千驷之马，而输百顷之刍，则其费百倍，此易晓也。昔汉之制，有践更之卒，而无营田之兵，虽皆出於农夫，而方其为兵也，不知农夫之事。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，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、期门、羽林而已。边境有事，诸侯有变，皆以虎符调发军国之兵。至於事已而兵休，则涣然各复其故，是以其兵虽不离农，而天下不至於弊者，未尝聚也。唐有天下，置十六卫府兵，天下之府八百馀所，而屯於关中者至有五百，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榖，不惟以自赡养，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，是以兵虽聚於京师，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，未尝无事而食也。今天下之兵，不耕而聚於畿辅者以数十万计，皆仰给於县官，有汉、唐之患而无汉、唐之利，择其偏而兼用之，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。天下之财，近自淮甸，而远至於吴、楚，凡舟车所至，人力所及，莫不尽取以归於京师。晏然无事，而赋敛之厚，至於不可复加，而三司之用，犹苦其不给，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内，而食四方之贡赋。非特如此而已，又有循环往来屯戍於郡县者。昔建国之初，所在分裂，拥兵而不服。太祖、太宗，躬擐甲胄，力战而取之，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，然其故基馀孽犹有存者，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，於是出禁兵以戍之。大自藩府，而小至於县镇，往往皆有京师之兵。由此观之，则是天下之地，一尺一寸，皆天子自为守也。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？费莫大於养兵，养兵之费莫大於征行。今出禁兵而戍郡县，远者或数千里，其月廪岁给之外，又日供其刍粮，三岁而一迁，往者纷纷，来者累累，虽不过数百为辈，而要其归，无以异於数十万之兵，三岁而一出征也。农夫之力安得不竭？饣鬼运之卒安得不疲？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，武夫悍卒非有劳代可以邀其上之人，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，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。是故美衣丰食，开府库，辇金帛，若有所负，一逆其意，则欲群起而噪呼。此何为者也？天下一家且数千百年矣，民之戴君，至於海隅，无以异於畿甸，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。曩者蜀之有均贼，近岁贝州之乱，未必非禁兵致之。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，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，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，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？山川之所习，风气之所咻，四方之民一也。昔者战国常用之矣，蜀人之怯懦，吴人之短小，皆尝以抗衡於上国，夫安得禁兵而用之？今之土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，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，是以自弃於贱隶役夫之间，而将吏亦莫训也。苟禁兵渐省，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，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於意外，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，又何遽不如禁兵邪！夫土兵日以多，禁兵日以少，天子扈从、捍城之外，无所复用。如此，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，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，费之省者，又已过半矣。"
其二曰练军实。三代之兵，不待择而精，其故何也？出兵於农，有常数而无常人。国有事要，以一家而备一正卒，如斯而已矣。是故老者得以养，疾病者得以为闲，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，故其无事而田猎，则未尝发老弱之民；师行而饣鬼粮，则未尝食无用之卒。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，聪明足以赴旗鼓之节，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，干城之众，而人人足以自捍，故杀人少而成功多，费用省而兵卒强。盖春秋之时，诸侯相并，天下百战，其经传所见谓之败绩者，如城濮、鄢陵之役，皆不过犯其偏师，而猎其游卒，敛兵而退，未有僵尸百万，流血江河，如後世之战者。何也？民各推其家之壮者以为兵，则其势不可得而多杀也。及至後世，兵民既分，兵不得复而为民，於是始有老弱之卒。夫既已募民而为兵，其妻子屋庐既已託於营伍之中，其姓名既已书於官府之籍，行不得为商，居不得为农而仰食於官，至於衰老而无归，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。是故无用之卒，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。凡民之生，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，不过四十馀年之间，勇锐强力之气，足以犯坚冒刃者，不过二十馀年。今廪之终身，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於官也。自此而推之，养兵十万，则是五万人可去也；屯兵十年，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。民者天下之本，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。有兵而不可使战，是谓弃财；不可使战而驱之战，是谓弃民。臣观秦汉之後，天下何其残败之多邪！其弊皆起於分民而为兵，兵不得休，使老弱不堪之卒，拱手而就戮。故有以百万之众，而见屠於数千之兵者；有良将善用，不过为饵，委之啖贼。嗟夫！三代之衰，民之无罪而死者，其不可胜数矣。今天下募兵至多，往者陕西之役，举籍平民以为兵，加以明道、宝元之间，天下旱蝗，次及近岁青、齐之饥，与河、朔之水灾，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众。举籍而按之，近世以来，募兵之多无如今日者，然皆老弱不教，不能当古之十五，而衣食之费，百倍於古，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。凡民之为兵者，其类多非良民。方其少壮之时，博奕饮酒，不安於家，而後能捐其身，至其少衰而气沮，盖亦有悔而不复者矣。臣以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，宜听。自今以往，民之愿为兵者，皆三十以下则收，限以十年而除其籍。民三十而为兵，十年而复归，其精力思虑，犹可以养生送死，为终身之计。其应募之日，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，则除其籍而不怨。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，则应者必众。如此，县官常无老弱之兵，而民之不任战者，不至於无罪而死。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，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，不至於叫呼无赖，以自弃於凶人。今夫天下之患，在於民不知兵。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，盗贼攻之而不能御，戎狄掠之而不能抗。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，兵得复还而为民，则天下之知兵者众，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。然独有言者，将以为十年而代，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，则缓急有所不济。夫所谓十年而代者，岂举军而并去之？有始至者，有既久者，有将去者，有当代者，新故杂居而教之，则缓急可以无忧矣。"
英宗治平初，兵一百一十六万二千，而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。
治平元年，宰相韩琦上言："古者籍民为兵，故其数虽多而赡至薄。唐置府兵最近古。天宝以後，废不能复。今之'义勇'，河北几十五万，河东几八万。勇悍纯实，生於天性。而有物力资产、父母妻子之所系，若稍加简练，与唐府兵何异？陕西尝剌弓手为'保捷'，其後拣放，所存无几。且河北、河东、陕西三路，皆控西北，事当一体。请於陕西亦点'义勇'，止涅手背，一时不能无小扰，而终成长利。"乃遣官陕西路籍'义勇'，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。
知谏院司马光上言："昔康定、庆历之间，朝廷以元昊犯边，官军不利，已曾籍陕西之民以为乡弓手。始者明出敕榜云：'但欲使之守护乡里，必不刺充正军，屯戍边境。'榜犹未收，而朝廷尽刺充'保捷'指挥，令於边州屯戍。当是之时，臣丁忧在陕，备见其事。民皆生长太平，不识金革，一旦调发为兵，自陕以西，闾阎之间，如人人有丧，户户被掠，号器之声，弥天互野，天地为之惨凄，日月为之无色，往往逃避於外，官中絷其父母妻子，急加追捕，鬻卖田园，以充购赏。暨刺面之後，兵员教头，利其家富，百端诛剥，衣粮不足以自赡，须至取於私家。或屯戍在边，则更须千里供送，祖、父财产，日销月铄，以至於尽。况其平生所习者，则惟桑麻耒耜。至於甲胄弩槊，虽日加教阅，不免生疏。而又资性戆愚，加之畏懦，临敌之际，得便即思退走，不惟自丧其身，兼更拽动大阵。自後官中知其无用，遂大加沙汰，给与公凭，放令逐便。而惰游已久，不复肯服稼穑之劳，兼田产已空，无所复归，皆流落冻馁，不知所在。长老至今言之，犹长叹出涕。其为失策，较然可知。足以为後来之戒，而不足以为法也。"
又言："祖宗平诸镇，一天下，岂尝有义勇哉？自赵元昊反，诸将覆师者相继，终不能出一旅之众，涉区脱之地，以讨其罪，不免为姑息之计。当是时，三路乡兵数十万，何尝得一人之力乎！议者必曰："河北、河东，不用衣廪，得胜兵数十万，阅教精熟，皆可以战。"又："兵出民间，合於古制。"臣谓不然。彼数十万者，虚数也；阅教精熟者，外貌也；兵出民间者，多与古同，而实异也。盖州县承朝廷之意，止求数多。阅教之日，观者但见其旗号鲜明，钲鼓备具，行列有序，进退应节，即叹美以为真可以战。殊不知彼犹聚戏，若闻寇敌则瓦解星散，不知所之矣。古者兵出民间，民耕桑之所得，皆以衣食其家，故处则富足，出则精锐。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，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，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。如此，则民之财力安得不屈？臣愚，以为河北、河东已刺之民，犹当放遣，况陕西未刺之民乎？"
又言："臣比日以来，熟思其事，诚於民有世世之害，於国无分毫之利。何谓於民有世世之害？臣窃见河北、陕西、河东，自景祐以前，本无义勇，凡州县诸般色役，并是上等，有物力人户支当。其乡村下等人户，除二税之外，更无大段差徭。自非大饥之岁，则温衣饱食，父子兄弟，熙熙相乐。自宝元、庆历之间，将陕西一路弓手，尽刺充"保捷"正军，自此骚然愁苦矣。其河北、河东之民，比於陕西路，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，然一刺手背之後，或遇水旱凶荒，欲分房逐熟，或典卖尽田产，欲浮游作客，皆虑官中非时点集，不敢东西。又差点之际，州县之吏，宁无乞觅？教阅之时，军员教头，宁无敛掠？是以常时色役之外，添此一种科徭（云云）。且今日既籍之後，州县义勇，皆有常数，每有逃亡病死，州县必随而补之。然义勇之身，既羁縻以至老死，而子孙若有壮丁，又不免刺为'义勇'，是使陕西之民，子子孙孙，常有三分之一为兵，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。何谓於国无分毫之利者？曰，古之兵皆出民间，岂民兵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？臣对曰：三代之时，用井田之法，以出士卒车马，居则为比、闾、族、党、州、乡，行则为伍、两、卒、旅、师、军。为之长者，皆乡士大夫也。唐初府兵各有营府，有将军、郎将、折冲、果毅，以相统摄。是以令下之日，数万之众，可以立具，无敢逃亡避匿者，以其纪纲素备故也。今乡兵则不然。虽有军员节级之名，皆其乡党、族姻，平居相与拍肩、把袂、饮博、斗殴之人。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。若安宁无事之时，州县聚集教阅，则亦有行阵旗鼓，开弓彍弩，坐作叫噪，真如可以战敌者，设若闻胡寇大入，边兵已败，边城不守，则莫不望风声奔波迸散，其军员节级，将鸟伏鼠窜，自救之不暇，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！臣故曰於国无分毫之利也。"
韩魏公建议於陕西刺"义勇"，凡三丁刺一，每人支买弓箭钱三贯，深山穷谷无得脱者，人情惊挠，而兵纪律疏略，终不可用，徒费官钱不赀，无一人敢言其非者。司马光时为谏官，极言不便，持劄子至中书。魏公曰："兵贵先声後实，今谅祚方桀骜，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，岂不震忄？"光曰："兵之贵先声，为无其实也，独可以欺人於一日之间耳，少缓则敌知其情，不可复用矣。今吾虽益二十万兵，然实不可用过十日，西人知其详，不复惧矣。"魏公不能答，复曰："君但见庆历间陕西乡兵初刺手背，後皆刺面充正兵，忧今复尔耳。今已降敕榜与民约，永不充军戍边矣。"光曰："朝廷屡失信，民间皆忧此事未敢以敕榜为信，虽光亦未免疑也。"魏公曰："吾在此，君无忧此语之不信。"光曰："光不敢奉信。非独不敢，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。"魏公怒曰："君何相轻甚邪！"光曰："相公长在此坐，可也。万一均逸偃藩，他人在此，因相公见成之兵，遣以运粮戍边，反掌间耳。"魏公竟不为止。其後不十年，义勇运粮沿边，率以为常，如光言。
●卷一百五十三 兵考五
○兵制
神宗即位之初，总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，而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。帝患兵冗不继，始议销并，乃亲制选练之法，靡不周悉。其立军之制，非新经科简，即团并有馀，或特创名，或因旧额增损，指挥之数无常焉。熙宁元年，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拣不如法者按之，不任禁军者降厢军，不任厢军者免为民。
先是陈升之建议，卫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衣粮，徙之淮南。吕公弼上言，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，於人情未安。且事体甚大，难遽行也。司马光亦言其不便，曰：'在京禁军及其家属，率皆生长京师，亲姻联布，安居乐业，衣食县官日久。年四十五未为衰老，尚任征役，一旦别无罪负，削廪远徙，是横遭降配也。沙汰既多，人情惶惑，大致愁怨。虽国家既承平，纪纲素张，此属忄匈忄匈，亦无能为患。然诏书一下，万一有道路流言，惊动百姓，朝廷欲务省事，复为收还，则顿失威重，向後不复可号令骄兵。若遂推行，则众怨难犯，梁室分魏博之兵，致张彦之乱，此事之可鉴者也。且国家竭天下之财，养长征兵士，本欲备御边陲。今淮南非用武之地，而多屯禁军，坐费衣食，是养无用之兵，寘诸无用之也。也又使边陲常无事则已，异日或小有警急，主兵之臣，必争求益兵。京师之兵既少，必须使者四出，大加召募，广为拣选，将数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。旧兵尚请衣粮，而新兵更添衣粮。是弃已教阅经战之兵，而收市井甽亩之人，本欲减冗而冗兵更多，本欲省大费而大费更广，窃恐非计之得也。臣愚伏愿朝廷且依旧法，每岁拣禁军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，小分复不任执役者，放令听其自便在京居止，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，虚费衣粮。人情既安於所习，皆无怨嗟；国家又得其力用，不为虚设。冗兵既去，大费自省。兹事系国家安危，不敢不言。'右正言李常亦言其不便。从之。
七月，手诏："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，升为大分；五十以上愿为民者，听之。"旧制：兵至六十一始免，犹不即许也。至是免为民者甚众，冗兵由是大省。
二年，诏并废诸军营。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，并为二百七十，马军额以三百人，步军以四百人。其後，总兵之拨并者，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，并为三百五十五。而京师之兵，类皆拨并畿甸诸路，及厢军皆会总畸零，各定以常额。凡并营，先为缮新其居室，给迁徙费。军校溢员者，以补他军之阙，或随所并兵入逐指挥，依职高下同领。
先时，军营皆有额。皇祐格：马军满四百、步军满五百人为一营。承平日久，兵制浸弛，额存而兵阙，马一营或止数十骑，兵一营或不满一、二百。既不成部分，而将校猥多，赐予廪给十倍士卒，递迁如额，不敢少损。帝患之，乃诏并废诸营，尝谓辅臣曰："天下财用，朝廷稍加意，则所省不可胜计。乃者销并军营，计减军校十将以下三千馀人，除二节赐予及傔从廪给外，计一岁所省，为钱四十五万缗，米四十万石，紬绢二十万疋，布三万端，马藁二百万。庶事若此，邦财可胜用哉！"初，帝议并营，大臣皆以为兵骄已久，遽并之，必召乱。帝不听，独王安石赞帝力行之。自熙宁至元丰，岁有废并甚众。
三年，枢密院文彦博等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，帝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数参照，顾问久之，遂诏殿前司："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，六十指挥，各以五百人为额，总三万四百人。在京增广勇五指挥，共二千人。开封府府界定六万二千人，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，两浙四千人，江东五千二百人，江西六千八百人，湖南八千三百人，湖北万二千人，福建四千五百人，广南东、西千二百人，川陕三路四千四百人为额。在京其馀指挥，并河东、陕西、京西、淮南路前已拨并，其河北以人数尚多，须後命。"是月，诏河北禁军，以七万为额。初，河北兵籍，比诸路为多。其沿边者，悉仰给三司，言事者屡请损其数，因拨并畸零，立额为七万。以京东土地饶沃，租赋有馀，於是增置武卫军，严其训练之法，不数年皆为精兵。至是分隶河北四路。後又以三千人戍扬、杭州、江军府，以议言东南兵募寡，而盗贼多故也。其後又团结诸军，置将分领，谓之将云。八月，帝手诏："仓吏给军粮，例有亏减，出军之家，侵牟益甚，岂朕所以爱养兵卒之意？自今给粮，毋损其数。三司具为令。"於是严河仓乞取减刻罪赏，而兵粮每石及十斗，士卒欢呼。 十二月，诏行保甲法。畿内之民，十家为一保，选主户有幹力者一人为保长；五十家为一大保，选一人为大保长；十大保为一都保，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，又以人为之副。应主客户两丁以上，选一人为保丁。附保，两丁以上有馀力，丁壮勇者亦附之，内家赀最厚、材力过人者亦充保丁。兵器弊禁者听习。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。凡告捕所获，以赏格从事。同保犯强盗、杀人、放火、强奸、掠人、传习妖教、造畜蛊毒，知而不告，依律伍保法。馀事千已，又非敕律所听纠，皆毋得告，虽知情亦勿坐。若於法类保合坐罪者乃坐之。其居停强盗三人，经三日，保邻虽不知情，科失觉罪。逃移、死绝，同保不及五家，并地保。有自外入保者，收为同保，户数足则附之，俟及十家，则别为保，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。遣官先行畿甸，既就绪，遂推之五路，以遍於天下。
王安石欲变募兵而行保甲，帝从其议。帝尝言节财用，安石对以减兵最急。帝曰："比庆历时，数已甚减矣。"因举河北、陕西兵数，虑募兵太少，又训练不精。安石曰："精训练募兵，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，则兵可省。臣屡言，河北旧为武人割据，内抗朝廷，外敌四邻，亦有御奚、契丹者，兵储不外求而足。今河北户口蕃息，又举天下财物奉之，常苦不足，以当一面之夷狄，其施设乃不如武人割据时。此无他，惟能专用其民故也。臣以为倘不能理兵，稍复古制，则中国无富强之理。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弊，则宜果断，立法制令，本末备具，不然，无补也。"帝曰："制而用之，在法当预立条制，以渐推行可也。"安石又曰："陛下以为柴世宗能辟土疆、服天下者何也？"帝曰："世宗非能果断乎？"安石曰："是也。世宗能使兵威复振，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等而已，天下盗贼、杀人亡命者，皆募以为禁军。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，见仇雠而不敢校，後悔之莫有贷者。臣以为史官不足以知世宗，世宗非悔也。方中国兵弱，以为非募此辈不足以胜诸僭伪之国。及所募已足，则法不可久弛，故不复贷其死，此乃定计数於前，必事功於後，岂以为悔也？世宗募盗贼、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，不以为虞，诚有帝王威略故也。今当平世，发义勇入卫，有爵赏禄为劝利，而乃更忧其为变，岂笃论哉？大抵世人习见募兵，而不见民兵之事，故一闻此议，则不能无骇。然募之法不变，乃实可忧也。"彦博等又以为士兵难使千里出戍。安石曰："前代征琉球，讨党项，岂非府兵乎？"帝曰："募兵专於战守，故或可恃；至民兵，则兵农其业相半，可恃以战守乎？"安石曰："唐以前未有黥兵，然亦可以战守。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，顾所用将帅何如尔。"
一日，帝批："陈留县见行保甲，每十人一小保，中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，县吏督责，无者有刑。又每保令置鼓，人置一鼓，费钱不少。至有质衣而买弓箭者，可见贫乏艰於出备，可速指挥禁戢。"安石曰："民贫宜有之。抑民使置弓箭，则法所弗许也。往者冬阅及巡检番上，唯就用官弓矢而已，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质衣也。然自生民以来，兵农为一，男子生则以桑弧蓬矢射四方，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。盖耒耜以养生，弓矢以免死，皆凡民所宜自具，自古未有造耒耜、弓矢以给百姓者也。然则，虽使百姓置弓矢未为过。第陛下忧恤百姓甚至，故今立法一听民便尔。且府界素多群盗，攻劫杀掠，一岁之间，至二百夥，逐夥皆有赏钱，备赏之人，即今保丁也。方其备赏之时，岂无卖易衣服以纳官赏者？然人皆以为赏钱宜出於百姓。夫出钱之多不足以止盗，而保甲之能止盗，其效已见於今日，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械，未有损也。"帝曰："赏钱，人所习惯，则安之如自然；不习惯，则不能无怨。如河决坏民产，民不怨；决河以坏民产，则怨矣。"
四年，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。岁农隙，所隶官期日於要便村都试骑步射，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。骑射校其用马，有馀艺而愿试者，听之。第一等保明以闻，引见於庭，天子亲阅试之，命以官使。第二等免当年春夫一月、马藁四十、役钱二千。本户无可免，或所免不及，听移他户而受其直。第三等、四等，视此有差。即艺未精愿来阅试者，听。
五年，知制诰、判司农寺曾布言："近日保户数以状诣县，愿分番隶巡检司习武伎，提点司以闻朝廷及司农寺，而未敢辄议。"於是诏："主户保丁愿上番於巡检司者，十日一更，疾故者次番代之，月给口粮、薪菜钱，分番巡警。"又诏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司之法。
始行保甲。初，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，至四年，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，定其赏罚，然犹番上也。至五年因曾布之说，始令分番隶巡检司、尉司云。
枢密院言："在京系役兵士，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，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，若招拣得足，即不须外路勾抽，以免不习水土、冻馁道涂之患。欲於在京及府界、京东、西、河北招少壮兵，止供在京工役，不许臣僚差占，不过期年，可使充足。却对减在外招募之数，桩管所减粮赐上京，应省司之用。"从之。
诏："禁军俸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斩。"旧制满三日者死。初执政议更法请满十日，帝令以七日。
六年，诏开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，左留司农寺，右付其县，凡追胥、阅试、肄习则出契。是月，又诏行於永兴、秦凤、河北东、西、河东五路，唯每上番。馀路止相保任，毋习武艺。内荆湖、川、广沿边者，可肄武事，令监司度之。後惟全部土丁、邕钦洞丁、广东枪手改为保甲者则肄焉。十二月，乃罢河北西路强壮、沿边弓箭社常系籍番上巡守者。初，开封府畿、五路保甲及五万人，二年一解发，诣京师阅试命官，开封府、畿十人，五路七人。八年，诏开封府畿及一万人，五路有一万，五千人，各许解发一人。
初，保甲隶司农，八年，改隶兵部，增同判一、主簿二、幹当公事十，分按诸州，其政令则听於枢密院。
七年，始诏总开封府畿、京东西、河北路兵分置将、副。自河北始，自第一将以下共十七将，在河北四路；自第十八将以下共七将，在府畿；自第二十五将以下共九将，在京东；自第三十四将以下共四将，在京西。合为三十七。而鄜延、环庆、泾原、秦凤、熙河又自列将。其在鄜延者九，在泾原者十一，在环庆者八，在秦凤者五，在熙河者九。合为四十二。
八年，又诏增置马军十三指挥，分京东、西两路。又募教阅忠果十指挥，在京西，额各五百人，其六在唐、邓，其四在蔡、汝。
元丰二年，又增置士兵勇捷两指挥於京西，额各四百人，唐州方城为右第十一，汝州襄城为左第十二。凡马军十三指挥，忠果及土军共十二指挥。
四年，诏团结东南路诸军亦如畿京法，共十三将。自淮南始，东路为第一，西路为第二，两浙西路为第三，东路为第四，江南东路为第五，西路为第六，荆湖北路为第七、南路潭州为第八，全、邵、永州应援广西为第九，福建路为第十，广南东路为第十一，西路桂州为第十二，邕州为第十三。总天下为九十二将，而鄜延五路又有汉蕃弓箭手，亦各附诸将而统隶焉。凡诸路将各置副一人，东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单将；凡将副皆选内殿崇班以上、尝历战阵、亲民者充之，亦诏监司奏举；又各以所将兵多寡，置部将、队将、押队、使臣各有差；又置训练官次诸将佐；春秋都试，择武力士，凡千人选十人，皆以名闻，而待旨解发，其愿留乡里者勿强遣，此将兵之法也。
五代承唐藩镇之弊，兵骄而将专，务自封殖，横猾难制。祖宗初定天下，惩创其弊，分遣禁旅，戍守边地，率一二年而更，欲使往来道路，足以习劳苦，南北番戍，足以均劳佚，故将不得专其兵，而兵亦不至骄惰。及承平既久，方外郡国，合为一家，无复如曩时之难制，而禁旅更戍，尚循其旧，新故相仍，交错旁午，相属於道。议者以为更番迭戍，无益於事，徒使兵不知将，将不知兵，缓急恐不可恃。神宗即位，慨然更制，部分诸路将兵，总隶禁旅，使兵知其将，将练其士卒，平居训厉蒐择，无复出戍，外有事而後遣焉，谓之将兵。
元丰二年，以兖、郓、齐、济、滨、棣、德、博民饥，募为兵，以补开封府界、京东、西将兵之阙。又诏："在京俸钱七百以下，选募马步军万五千人；开封府界及本路共选募义兵保甲四万人；如泾原五千人不足，於秦凤路选募。"
四年，诏：五路义勇，悉改为保甲。
上曰："河东修义勇强壮法。又令团集保甲，如何？"安石对曰："义勇须隐括丁数。若因团集保甲，即一动而两业就。今既遣官隐括义勇，又别遣官团结保甲，即一事分为两事，恐民不能无扰。"上曰："保甲不可代正军上番不？"安石曰："俟其习熟，然後上番。然东兵技艺亦弗能优於义勇、保甲，臣观广勇、虎翼兵固然。今为募兵者，大抵皆偷惰顽猾、不能自振之人。为农者，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。以此校之，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。"冯京曰："太祖征伐天下，岂必用农兵？"安石曰："太祖时接五代，百姓困极，公侯多自军中起，故豪杰以从军为利。今百姓安业乐生，而军中不复有如乡时拔起为公侯者，即豪杰不复在军，而应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而已。"帝曰："兵之强弱在人。五代兵弱，至世宗而强。"安石曰："世宗所收，亦皆天下强梁之人，此其所以强也。"帝卒从安石议。帝曰："保甲、义勇有刍粮之费，当预为之计。"安石曰："当减募兵，取其费供之。所供保甲之费，才养兵十之一二。"帝曰："畿内募兵之数已减於旧。强本之势，未可悉减。"安石曰："既有保甲代其役，即不须募兵。今京师募兵，逃死停放，一季乃数千，但勿招填，即为可减。然今厢军既少，禁兵亦不多。臣愿早训练民兵。民兵成，则募兵当减矣。"
是年，府界、河北、河东、陕西路会校保甲，都保凡三千三百六十六，正长、壮丁凡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。岁省旧费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，岁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，而团教之赏，为钱一百万缗有奇不与焉。凡集教、团教成，岁遣则谓之提举按阅，率以近臣挟内侍往赏钱，给按格令从事。诸路皆以番次艺成者先按阅，率五六岁一遍。独河东以金帛不足以赏，乃至十一岁。上。诏晋人勇悍，俗尚武事，又介居二虏之间，讲劝宜不可後，其加赐缗钱十五万焉。其系籍义勇、保甲及民兵（熙宁九年之数），合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。
八年四月，哲宗嗣位，宣仁太后临朝，知陈州司马光上疏，乞罢保甲。
光疏曰："兵出民间，虽云古法，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、步卒七十二人，间民甚多，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，不妨稼穑。百两司马以上，皆选贤士大夫为之，无侵渔之患，故卒乘辑睦，动则有功。今籍乡村人民，二丁取一以为保甲，授以弓弩，教之战陈，是农民半为兵也。三四年来，又令河北、河东、陕西置都教场，无问四时，每五日一教。特置此使者比监司，专切提举，州县不得干预。每一丁教阅，一丁供送，虽云五日，而保正长以泥堋除草为名，日聚教场，得赂则纵，不则留之，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也。自唐开元以来，民兵法坏，戍守战功，尽募长征兵士，民间何尝习兵夫兵？夫兵者凶器，圣人不得已而用之。国家承平百有馀年，四夷顺服，戴白之老不识兵革，一旦畎亩之人忽皆戎服执兵，奔驱满野，耆旧叹息以为不祥。事既草创，调发无法，比户骚然，不遗一家。又巡检、指使，按行乡村，往来如织。保正、保长，依倚弄权，坐索供给，多责赂遗，小不副意，妄加鞭挞，蚕食行伍，不知纪极。中下之民，罄家所有，侵肌削骨，无以供亿，愁苦困弊，靡所投诉，流移四方，襁负盈路。又朝廷时遣使者，遍行按阅，所至犒设赏赉，縻费金帛，以巨万计。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，一旦用之如粪土。而乡村之民，但劳苦役，不感恩泽。於农民之劳既如彼，国家之费又如此，终何所用哉？若使之捕盗贼，卫乡里，则何必如此之多？若使之戍边境，征戎狄，戎狄之民，以骑射为业，以攻战为俗，自幼及长，更无他务；中国之民，生长太平，服田力穑，虽复授以兵械，教之击刺，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，有似严整，必若使之与戎狄相遇，填然鼓之，鸣镝始交，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，决无疑也，是犹驱群羊而战豺狼也。当是时，岂不误国事乎？又悉罢三路巡检下兵士及诸县弓手，皆易以保甲。令主簿兼县尉，但主城市以里；其乡村盗贼，悉委巡检，兼掌巡按保甲教阅，朝夕奔走，犹恐不办，何暇逐捕盗贼哉？及保甲中往往有自为盗者，亦有乘保马行劫者。然则设保甲、保马本欲除盗，又更资盗也。自教阅保甲以来，河东、陕西、京西盗贼已多，至敢白昼公行，入县镇，杀官吏。官军追讨，经历岁月，终不能制。况三路未至大饥，而盗贼已昌炽如此，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，而失业饥寒、武艺成就之人，所在蜂起以应之，其为国家之患，可胜言哉！此非小事，不可以忽。夫夺其衣食，使无以为生，是驱民为盗也；使比屋习战，劝以官赏，是教民为盗也。又撤去捕盗之人，是纵民为盗也。谋国如此，果为利乎，害乎？且乡者干进之士，说先帝以征伐四夷、开边拓土之策，故立保甲、户马、保马等法。近者登极赦书节文云："应沿边州军，仰逐处长吏并巡检、使臣、钤辖、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，务要静守疆场，勿令骚扰。"此盖圣意欲惠绥殊方，休息中国。华夷之人，孰不归戴，然则保甲、户马复何所用哉？今虽罢户马，宽保马，而保甲犹存者，盖未有以其利害之详奏闻者也。臣愚以为宜悉罢保甲使归农，召提举官还朝，量逐县户口，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，略依沿边弓箭手法，许荫本户田二顷，悉免其税役。除出贼地分严加科罚，及令出赏钱外，共贼发地分，更不立三限科校，但令捕贼给赏。若获贼数多及能获强恶贼人者，各随功大小迁补职级，或补班行，务在优假弓手，使人劝募。本县乡村户有勇力武艺者投充，计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艺者必多愿应募。者一人阙额，有二人以上争投者，即委本县令尉选武艺高强者充。武艺衰退者，许他人指名与之比较，若武艺胜於旧者，即令充替。其被替者，更不得荫田。如此，则不必教阅，武艺自然精熟。一县之中，其壮勇者既为弓手，其羸弱者虽使为盗，亦不能为患。仍委本州及提点刑狱常按察，令佐有取舍不公者，严行典宪。若召募不足，即且於乡村户上依旧条权差，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。其馀巡检兵士、县尉弓手、耆长壮丁逐捕盗贼，并乞依祖宗旧法。
五月，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。光欲申前说，枢密院先进呈，乞罢团教。光再奏，寻蔡确执不行。监察御史，王岩叟等极言之。十月，诏提举府界、三路保甲官并罢，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，止冬教三月。又诏逐县监教官并罢，委令佐监教。
岩叟言："臣初以保甲之法，行之累年，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，而前日下诏蠲疾病，汰小弱，释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，省一月之六教而为三日之并教，甚大惠也。然其司常存，其患终在。朝廷知教民以为兵，而不知其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；知刖为一司以总之，而不知扰之太烦而民以生怨。教之以为用也，而使之至於怨，则恐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，不可不思也。民之言曰，教法之难不足以为苦也，而羁縻之虐有甚焉；羁縻不足以为苦也，而鞭笞之酷有甚焉；鞭笞不足以为苦也，而诛求之无已有甚焉；方耕方耘而罢，方幹而去，此羁縻之所以为苦也。其教也，保长得笞之，保正又笞之，巡检之指使与巡检者又交挞之，提举司之指挥与提司之幹当公事者又互鞭之，提举之官长又鞭之，一有逃避，县令又鞭之。人无聊生，每相与言曰，恨不死尔，此鞭笞之所以为甚苦也。创袍、市巾、买弓、修箭、添弦、换包指、治鞍辔、盖凉棚、画象法、造队牌、缉架、僦倚卓、团典纸墨、看听人雇直、均菜缗、纳楷粒之类，其名百出，不可胜数。故其父老之谚曰："儿曹空手，不可以入教场"，非虚语也。都副两保正、大小两保长，平居於家，婚姻丧葬之问遗，秋成夏熟，丝麻榖麦之邀求，遇於城市，一饮一食之责望，此迫於势而不敢不致者也。一不如意，则以艺不应法为名，而捶辱之无所不至。又所谓巡检者、指使者，多由此徒以出，贪而冒法，不顾後祸，有逾於保正、保长者，此诛求之所以为甚苦也。又有逐养子、出赘婿、再嫁其母、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，有毒其目、断其指、灸烙其肌肤以自致於残废而求免者，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，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。保丁者逃，则法当督其家出赏钱十千以募之。使其有所出，当未至於逃；至於逃，则困穷可知。而督取十千，何可以得？故县县常有数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，哀诉於公庭。如臣之愚，且知不忍，使陛下仁圣知之，当如何也？又保丁之外，平户之家，凡有一马，皆令借供。逐场教骑，终日驰骤，往往至於肌羸残坏而就毙，谁复敢言？或其主家偶因出处，一误借供，遂有追呼笞责之苦。又或其家官捕督迫，不得已而易之，则有抑令还取之苦，故人人以有马为祸。此皆提举司官吏倚法以生事，重为百姓之扰也。臣窃惟古者未尝不教民以战也，而不闻其有此。何则？因人之情而为之法耳。夫缘情以推法，则愈久而愈行；倚威以行令，则愈严而愈悖。此自然之理也。兽穷则搏，人穷则诈。自古及今，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。臣观保甲一司，上下官吏，无毫髪爱百姓之意，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，积愤衔怨，人人所同。比者保丁执指使，逐巡检，攻提举司幹当官，大狱相继，今犹未已。虽民之愚，顾岂忘父母妻子之爱，而喜为犯上之恶以取祸哉？盖激之至於此极尔。臣以为激而益深，安知其发有不甚於此者？情状如此，不可不先事而虑，以保大体为安静计。夫三时务农，一时讲武，先王之通制也。臣愚以为一月之间并教三日，不若一岁之终并教一月。农事既毕，无他用心，人自安於讲武而无憾。遂可罢提举司，废巡教官，一以隶州县，而俾逐路安抚司总之。每俟冬教，则安抚司旋择教官，分诣诸邑，与令佐同教於地下。一邑分两番当一月。起教则与正长论阶级，罢教则与正长不相谁何。而百姓获优游以治生，无终年遁逃之苦，无侵渔苛虐之患，无争陵犯上之恶矣。且武事不废，威声亦全，岂不易而有功哉？"又乞罢三路提举保甲钱粮司，又乞罢提举教阅司。又乞罢每岁分保甲为两番，於十一、十二两月上教，不必分作四番，且不必自京师遣官视教，只乞令安抚司差那使臣为便。并从之。
元祐元年，殿中侍御史吕陶言："伏见保甲之法，虽已改更，犹有二弊未便於民。其一，为罢去二十亩已下免教指挥，却令五等户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。缘民之贫富，不系丁之多少，而教与不教，则有幸与不幸。今田有百亩，家有二丁，则免教是谓之幸。田有十亩，家有三丁，则赴教是谓之不幸，此贫富力役大为不均。"於是诏府界、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，地土不及二十亩者，虽三丁以上，并免教。
按籍民为兵，古法也，虽唐府兵犹然。今熙宁之保甲，则无益而有害。言其无益者，则曰田亩之民，不习战斗，不可以代募兵；言有害者，则曰贪污之吏，并缘渔猎，足以困百姓。然民之未谙者，可以教练而能，而吏之为奸者，则虽加之禁戢，而不能止。故元祐诸贤，议更化理而首欲罢此者，以其厉民也。今观吕陶之言，以为民之贫富，不系丁之多少，而教与不教，有幸与不幸，遂令人户五等以下、地土不及二十亩者，虽三丁以上并免教。然则岂贫者不堪为兵，独富者堪为兵乎？盖所取必五等以上，与田及二十亩者，非取其堪为兵也，特以其稍有资力，堪充污吏之诛求耳。盖介甫所行，刻核亟疾之意多，惨怛忠利之意少。故助役虽良法，保甲虽古法，而皆足以病民。元祐之初，苛刻小人用事，中外未能尽去，知保甲之当罢，而第释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，是犹紾兄臂而谕以徐，日攘鸡而易以月。法既不能尽革，而又不能摈弃斥绝，其奉法之人，则姑少加末减，裁量以杀其毒，以纾久困之百姓可也。以是为经武强兵之图不，亦悖乎！
尚书右仆射司马光乞罢诸路将官，乃诏陕西、河东、广南将兵不出戍他路，其馀河北差近里一将更赴河东，而诸路逐将与不隶将之兵，并更互出戍，稍省诸路钤辖及都监员，仍以将官兼都监职事，卒不能尽罢将副。
光疏曰："窃见国朝以来置总管、钤辖、都监、监押为将帅官，凡州县有兵马者，其长吏未尝不兼同管辖，盖知州即一州之将，知县即一县之将故也。先帝欲征伐四夷，患诸州兵官不精勤训练，士卒懈弛，於是有建议者，请分河北、陕西、河东、京东、京西等路诸军若千人为一将，别置将官，使之专功训练。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、知县，皆不得关预。及其有差使，量留羸弱下军及剩员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诸般差使。其馀禁军，皆制在将官，专事教阅。臣愚以为职事修举，在於择人，不在设官。苟得其人，虽总管等皆能训练士卒；不得其人，虽将官亦何所为。况今之将官，即向之为总管者也。岂为总管等则不能举职，为将官乃能举职乎？此徒变易其名，无益事实；非惟无益，兼复有害。凡设官分职，当上下相维，如身之使臂，臂之使指，纪纲乃立。今为州县长吏及总管，等官而於所部士卒，有不相统摄、不得差使，殆如路人者。至於仓库守宿、街市巡逻，亦俱乏人。虽於条许差将下兵士，而州县不能直差，须牒将官，将官往往占护不肯差拨，万一有非常之变，州县长吏何以号令其众，制御奸宄哉？
又言："窃见近年灾伤，盗贼颇多，州郡全无武备，长吏侍卫军单寡，禁旅尽属将官，多与州郡争衡，长吏势力远出其下，万一如李顺、王伦、王均、则之寇，乘间窃发，攻陷郡县，岂不为朝廷忧？又：祖宗以来，诸军少曾在营，常分番出戍，盖欲使之劳筋骨、知艰难、轻去其家，且习山川险阻也。自置将以来，苟非全将起发，然後与将官偕行，其馀常在本营，饮食游嬉，养成骄惰，岁月滋久，不可复用。又：每将下各有部队将、训练官等一二十人，而州又自有总管、钤辖、都监、监押，设官重複，虚费禄廪，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。臣愚欲乞尽罢诸路将官，其禁军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、钤辖、都监等，如未置将已前，使州郡平居武备有馀，然後缓急可责以守死。"
八年，知定州苏轼上疏，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修条约。不报。
轼疏言："臣窃见北虏久和，河朔无事。沿边诸郡，军政少弛。将骄卒惰，缓急恐不可用。武艺军装，皆不逮陕西、河东远甚。虽据即目边防事势，三五年间必无警急。然居安虑危，有国之常备，事不素讲，难以应猝。今者河朔沿边诸军，未尝出征，终年坐食，理合富强。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仪、孙敏行亲入诸营，按视曲折，审知禁军大率贫窘，妻子赤露饥寒，十有六七，屋舍大坏，不庇风雨。体问其故，盖是将校不肃，敛掠乞取，坐放债负，习以成风。将校既先违法不公，则军政无缘修举，所以军人例皆饮博逾滥。三事不止，虽是禁军，不免寒饿，既轻犯法，动辄逃亡，此岂久安之道？臣自到任，渐次申严军法，逃军盗贼，已觉衰少，年岁之间，庶革此风。然臣窃谓沿边禁军缓急终不可用，何也？骄惰既久，胆力耗惫，虽近戍短使，辄与妻孥泣别，被甲持兵，行数十里，即便喘汗。臣若加严训练，昼夜勤习，驰骤坐作，使耐辛苦，则此声先驰，北虏疑畏，或致生事。臣观祖宗以来，沿边要地，屯聚重兵，止以壮国威而消敌谋，盖所谓先声後实，形格势禁之道耳。若进取深入，交锋两阵，犹当杂用禁旅。至於平日保境，备御小寇，即须专用极边土人。此古今不易之论也。晁错与汉文帝画备边策，不过二事：其一曰徙远方以实空虚；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。宝元、庆历中，赵元昊反。屯兵四十馀万，招刺宣毅、保捷二十五万人，皆不得其用，卒无成功。范仲淹、刘沪、种世衡等，专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，所以封殖其家，砥砺其人者非一道。藩篱既成，贼来无所得，故元昊服臣。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，自澶渊讲和以来，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，不论家业高下，户出一人。又自相推择家赀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、社副、录事，谓之头目。带弓而锄，佩剑而樵，出入山坂，饮食长技与北虏同。私立赏罚，严於官府，分番巡逻，铺屋相望，若透漏北贼，及本土强盗不获，其当番人皆有重罚。遇其警急，击鼓集众，顷刻可致千人。器甲鞍马，常若寇至。盖亲戚坟墓所在，人自为战，虏甚畏之。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、庞籍，皆加意拊循其人，以为爪牙耳目之用。而籍又增损其约У赏罚，奏得仁宗皇帝圣旨，见今具存。昨於熙宁六年行保甲法，准当年十二月四日圣旨，强壮、弓箭社并行废罢。又至熙宁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书劄子，圣旨：应两地供输人户，除元有弓箭社、强壮并义勇之类并依旧存留外，更不编排保甲。看详上件两次圣旨，除两地供输村分方许依旧置弓箭社，其馀并合废罢。虽有上件指挥，公私相承，元不废罢，只是令弓箭社两丁以上人户，兼充保甲，以至遂捕本界及化外盗贼，并皆驱使弓箭社人户，向前用命捉杀。见今州县，全藉此等寅夜防托，灼见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，其势决不可废。但以兼充保甲之故，召集追呼，劳费失业，今虽名目具存，责其实用，不逮往日。臣窃谓陕西、河东弓箭手，官给良田，以备甲马。今河朔沿边弓箭社，皆是人户祖业田产，官无丝毫之给，而捐躯捍边，器甲鞍马，与陕西、河东无异。苦乐相辽，未尽其用。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，皆有北贼惊劫人户，捕盗官吏，拱手相视，无如之何，可以验禁军弓手，皆不得力。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，则北贼岂敢轻犯边寨，如入无人之境？臣已戒饬本路将吏，申严赏罚，加意拊循其人，辄复拾用庞籍旧奏约束，稍加增损，别立条目。欲乞朝廷立法，少赐优异，明设赏罚，以示惩劝。今已密切会到本路极边定保两州、安肃广信顺安三军，边面七县一寨，内管自来团结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，六百五十一伙，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。若朝廷以为可行，立法之後，更敕将吏，常加拊循，使三万馀人分番昼夜巡逻，盗边小寇来即抢获，不至狃忄犬，以生戎心。而事皆循旧，无所改作，虏不疑畏，无由生事。有利无害，较然可见。"奏上，不报。是月再奏，又不报。
右东坡所奏，元不曾施行。然疏中所言，可以知当时北边军政之弛。中天之祸，有由来矣。所言禁军，大率贫窘；将校不肃，敛掠乞取，坐放债负，习以成风，则知当时虽所募长征之兵，衣食仰给於县官者，犹不能不为将校所渔猎，况籍民之有田亩者以为保甲，贪官污吏，宁无诛求乎？
绍圣初，枢密院建言："往时军士犯法，诏许将官一面决遣，以故事无留滞。自州县官预军事以来，动多牵制，不得自在。今後欲仍旧法，及诸军除转排补并隶将司，州县毋得辄有所预。其非屯驻所在，当俟将副巡历决之，馀委训练官行焉。"诏从之。至是州县拱手听其所为，兵将愈骄，无复可用矣。
元符二年，御史中丞章惇奏乞教习保甲月分，差官按试。曾布言："保甲固当教习，然陕西、河东连年进筑城寨，调发未已，河北连被水灾，流民未复，以此未可督责训练。熙宁中教保甲，臣在司农，正当此职事。是时司农官亲任其事，督责检察极精密，县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装之类非理骚扰者，亦皆冲替，故人莫敢不奉法。其後乃令上番。"至十一月，蔡卞劝上复行畿内保甲教阅法，帝屡以督曾布。是日，布进呈畿内保丁总二十六万，熙宁中教事艺者凡七万，因言："此事固当讲求，然废罢巳十五年，一旦复行，与事初无异，当以渐推行，则人不至惊扰。若便以元丰成法一切举行，当时保甲存者无几，以未教习之人，便令上番及集教，则人情汹汹，未易安也。熙宁中，施行，亦有渐。容臣讲求施行次第。"退以语卞，卞殊以为不快。
按王介甫尝言，终始言新法便者曾布也。若保甲之事，则其时布判司农寺，条画多出其建请，然绍圣之时，布独不欲复行，何也？盖其事繁扰，奉行不得其人，则徒足以困百姓，而实无益於军实。彼章惇、蔡卞之徒，但欲假绍述之说以遂其私，略不顾生民之休戚，布在当时，视群小犹为彼善於此者欤。徽宗崇宁四年，枢密院言："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，又二百三十馀牒遮枢密张康国马首诉焉。"乃诏京畿、三路保甲并於农隙时教阅，其月教指挥勿行。
政和时，诸路团成保甲六十一万馀人。
十月，尚书省言："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，小则惊动乡邑，大则公为劫盗。累降指挥，许其首身，或令投换，终未革绝。神宗皇帝以将不知兵，兵不知将，故分兵隶将。统兵官司，凡兵之事，无所不总，则逃亡走死，岂得不任其责？今见行敕令，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，致兵将不加存恤，劳役其身，至於逃避，而任职之人，略不加罪。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，将副人员坐视故纵而不问，且军中有长行节级人员、将校，什长相统，同营相依，上下相制，岂得至其逋亡，漫不省察？况招军既立赏格，则逃走安可无禁？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。"并从之。
七月，洪中孚为熙河兰湟路转运使。先是枢密院创招崇威、宁锐两军（三年十月二日），中孚自河东入觐，帝问新兵教阅就绪否。中孚曰："教阅，易事也。臣不知艺祖取天下之兵与神考所分将兵曾无减损，若未尝减损，似不须增，盖兵贵简练不贵多。今遽增二军，所费至广。臣不知献议者於经费之外别有措置，或只仰给朝廷也。"帝愕然曰："初议增兵，未尝议费，可即罢去。"中孚曰："惰游之卒，不复安於南亩。今一旦罢遣，强者聚而为盗，弱者转徙，则重为朝廷忧。不若使填诸营阙；无阙，听於额外收管，不一二年尽矣。"帝称善。
政和二年，广西都钤司奏："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馀人，事故逃亡，於湖南北、江东西寄招，缘诸路以非本职，多不用心。今兵阙六分，乞本路、邻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，取问犯人，除配沙门岛、广南远恶并犯强盗凶恶、杀人放火、事干化外并依法外，馀并免决刺填。"从之。宣和三年，知婺州扬应试言："诸郡屯戍，当隶守臣。兵民之任一，然後号令不二。不然，将骄卒横，侵夺细民，气压州郡，有不胜其忧者。"於是诏自今令隶守臣。居无何，复诏曰："将兵自当遵将官条教，其除前隶守臣指挥。"其後江、浙盗起，攻陷州邑，东南将兵，望风逃溃，无复能战。又事平之後，童贯奏言："东南三将，类皆孱弱，全不知战，虚费粮廪，骄惰自恣。平时主领占差营私，大半皆习工艺。遂致寇恣横行，毒流一方，重费经画。今事平之後，当添将增兵，镇遏绥驭。然大抵南人怯弱，素失训练，终不堪战。今欲於内郡别置三将，并随京畿将分接续排置，使陕西军更互戍守，庶几东南可得实战之士，於计为便。"诏从之。
四年三月，臣僚上言："伏见近者招刺阙额禁军，枢密院立限十遽，以数万人而期一月，道路汹汹相怖，云诸军捉人刺人以补阙额，率教人驱一壮夫，且曳且殴，百姓叫呼，或齧指求免。日者，金明池人大和会，忽遮门大索，但长身少年，牵之而去，云'充军'。致卖蔬茹者不敢入城，行旅市人下逮奴隶，皆藏避恐惧，事骇见闻。今国家闲暇，必欲招填禁军，当明示法令，赉以金帛，捐财百万，则十万人应募矣。捉人於途，实伤国体，乞亟行禁止。有已强刺涅之人释遣之，以释忧疑。"诏："如有非愿之人，速行改正。"
臣僚言："逃卒所在有之。当祖宗时，军律甚严，若在戌还家，当役避事，必有辕门之戮。今既宥其罪，且许投换，不制於什伍之长。既立赦限，又特展日以宽自首之期。臣恐逃亡得计，其弊滋甚。乞除恩赦外，不轻与限，使知限之不可为常，稍有畏惧。"从之。
五年，手诏："访闻保甲法行既久，州县玩习弛废，保丁开收既不以实，保长役使又不得时。如修鼓铺、饰粉壁、守败船、沿道路、给夫役、催税赋之类，科率骚扰不一，遂使寇盗奇邪，无复纠禁讥察，良法美意，浸成虚文。可令尚书省於诸路提刑或提举平官内，各路委选一员，令专一督责逐县令佐，将系籍人丁开收取实，选择保正长，各更替如法，使钤束保丁，递相觉察，毋得舍无赖作过之人，遇有盗贼，昼时追捕，若有过致藏匿者，许人告首，仍具条揭示。"钦宗靖康元年，诏："诸路州军二税课利，先行桩办军兵合支每月粮料、春冬衣赐，数方许别行支散官吏请给等。禁军月粮，并免坐仓。"
自艺祖兵制，内则三司，外则漕台，岁赋禁军钱粮之赐取足，经常廪给，皆有定数。或因屯戍之劳，调发之费，则谓之特支；或战士有功，将吏有劳，随事犒劳，则谓之军赏，皆无定数。若夫诸军阙额，未即招填，则拘其俸廪，别作桩备上供，入内府，隶枢密院。自祖宗以来如此，而特盛於熙宁间。其後诏内外马步军，自今更不封桩，而次年复依旧法封桩，大率诸军司告乏，则暂从其请，或稍优足，则封桩如旧，久之事益讹。宰路专权，则阙额归朝廷；枢筦势重，则阙额复还密院，其来久矣。崇甯、大观时，皆为朝廷取用。政和间，郑居中为枢密，复争去。然密院又自用，未始入内帑也。内帑则更无考察，兵政财用，日益淆敝，患在不能守祖宗规模而已。
诏守令募州县乡村土豪为队长，各自募其亲识邻里以行。及五十人以上，先与进义副尉，三百人以上与承信郎，募文武官习武勇者为统领。行日，所发州军授以器甲，人给粮半月，地里远者，所至州县接续批支。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言："诸路召募敢勇、效用，每名先给钱三千，赴本司试验给据讫，支散银绢激赏。若监司、知通、令佐并应有官人，能召到敢勇、效用事艺高强及二百人以上者，乞与转一官，每加二百人依此。或监司、郡守、州县官以下应缘军期事件，稍有稽缓，并依军法。"从之。
又诏："闻希赏之人，抑勒强募。自今并取情愿，敢有违戾，当议重罚。毋得将不堪出战及已系军籍者一例充募。"又诏："募武举及第有材武方略，或有战功、曾经战阵，及经边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己发未叙，及武学有方略智谋，及曾充弓马所子弟，及诸色有胆勇敢战之人，并许赴亲征行营司。"方兵盛时，年五十以上皆汰为民。及销并之久，军额废阙，则六十以上，复收为兵矣。
自元丰而後，民兵日盛，募兵日衰，其募兵阙额，则收其廪给，以为民兵教阅之费。元祐以降，民兵亦衰。崇宁、大观以来，蔡京用事，兵弊日滋，至於受逃亡、收配隶犹恐不足。政和之後，久废蒐补，军士死亡之馀，老病者徒费金榖，少健者又多冗占，阶级既坏。纪律遂亡。童贯握兵，势倾内外，凡遇阵败，耻於人言，第言逃窜。河北将兵，十无二三，往往多是住招，故为阙额，以其封桩，为上供之用。陕右诸路，兵亦无几。种师道将兵入援，止得万五千而已。靖康之初，召募益急，多市井亡赖及操瓢行乞之人，固尝申抑招之令。明减克之罚，重末作之禁，严窜亡之罪，至於画一之诏，哀矜痛切，亦已无及。为童蔡者乌得不任其咎哉？
六月，河北制置使刘奏："近制置种师中领军到榆次，失利，兵马溃散，师中不知存在。奉圣旨，师中下应统制、将佐、使臣等，并与放罪。臣契勘用兵失主将，统制、将佐并合行军法。军法行，则人以主将为重，缓急必须护救。若不行军法，缓急之际，争先逃遁，主将如路人，略不顾恤。近年以来，高永年陷殁，一行将佐及中军将、提辖等并不曾行军法，继而刘法陷殁，今又种师中死军。夫两军相遇，势力不加，血战而败，士卒痛有伤折，或失主将，亦无可言者。榆次之战，顷刻而溃，统制、将佐、使臣走出者十已八九，中伤者十无一二，独师中不出。或谓师中抚御少恩，纪律不严，然师中忠义许国，受命即行，遇敌奋不顾身，古之忠臣，未见其比。师中初闻右军接战已却，即自遣发军马传呼应援，时召诸将，已无在者。至贼兵犯营，师中犹未肯上马。使师中有偷生之心，闻初败即行，亦必得出。使诸将忧失主帅受军法，亦必戮力相救，或能破敌。今一军才却，诸将便不顾主帅，相继而遁，意谓全军溃散，必难以尽行军法。诸将初出，犹有惧色，既闻放罪，遂皆释然。朝廷以太原之围未解，末欲穷治。今师旅方兴，深恐无所惩艾，遇敌必不用命。欲乞特降指挥，应种师中下一行统制、将佐并先次施行，依已得指挥，令依旧军前自效。如能用命立功，即与免罪。今後非立战功，虽该恩赦，不得叙复。仍乞降诏优异褒赠师中，以为忠义死事之劝。"诏："种师中下统制、将佐并各付降五官，仍令刘开具职位、姓名申尚书省，馀依奏。"十月枢密院奏："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生户。"从之。
时京城四壁共十万人，黄旗满市。应募者悉庸丐寒乞之人，全无斗志。何｛卤木｝用王健募奇兵，操瓢行乞羸劣之人，皆跃然应募，仓卒未就纪律。奇兵乱，殴王健，杀使臣数十人，内前大扰。王宗濋斩渠魁数人，乃定。及出战，为铁骑所冲，望风奔溃，歼焉。是时守御司寄姓名得官者甚多，如术人柳彦辅，姓谢姓丁人皆冒故旧。小人布衣补官，不问能否，与官告数十道，使之妄用。
●卷一百五十四 兵考六
○兵制
高宗开元帅府於南京，初募兵近万人。王旅寡弱，至招溃卒、收群盗以补之。既即位，始置御营司，以大臣主之。四年，以御营司并归枢密院。（详见《禁旅门》。）
《建炎以来朝野杂记》："御前诸军者，本高宗所收诸将部曲也。祖宗以来，内外诸军惟厢、禁二色而已。禁军皆隶三衙，而更戍於外；厢军者所在有之，以守臣节制。若禁军在边上，则文臣为经略使者统之，武臣但为总管。熙宁间，内外禁旅合五十九万人。神宗将有事於四夷，乃置百三十将，其法甚备。崇、观後，朝廷取其阙额之数以上供，故阙而不补者几半。军兴以来，所存无几。上在元帅府，始招溃卒群盗以为五军，後又得王渊、杨惟忠等河北之兵。建炎元年五月，以为御营五军，然犹未大盛也。三年四月，又更置御前五军。刘光世所领西兵，则谓之巡卫军，在五军之外。是岁，又改为神武五军。绍兴元年十二月，又改为行营四护军，张俊称前军，韩世忠称後军，岳飞称左军，刘光世称右军，并杨沂中中军入殿前司，而吴玠军如故。七年八月，光世军叛降伪齐，於是川陕军更以右护军为号。十一年四月，三宣抚司罢，乃改其部曲称某州驻劄御前诸军。十八年，川陕军亦如之，其军皆不隶三卫，由是御前军又在禁军之外矣。御前军者，帅臣不可得而节制，得自达於朝廷。令禁兵但供厮役，大抵如昔之厢军，将官虽存，亦无职事，但为武臣差遣而已。愚谓不若并军於厢籍，而改御前军为禁军，所在以帅臣节制之，而都统制之官为之副贰，庶几兵民权出於一，而缓急可以责成，则合祖宗制兵之意矣。"
建炎之後，诸大将之兵浸增，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，而因时制变，随处立营，迁易靡定，驻劄未有常所。有如刘光世军或在镇江、池州、太平，韩世忠军或屯江阴，岳飞一军或戍宜兴、蒋山，惟王彦八字军随张俊入蜀，而吴玠之兵，多屯凤州、大散关、和尚原，大略可考矣。当是时，合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馀，而川、陕不与。及杨沂中将中军，专总宿卫，於是江东刘光世、淮东韩世忠、湖北岳飞、湖南王〈山含〉四军通十二万一千六百，时亦未有常屯。绍兴五年，王〈山含〉罢，以兵五千隶韩世忠，王彦以八字军赴行在。七年之秋，刘光世将郦琼叛，以七万人北降刘豫，别将王德以八千人归张俊，由是三衙之外，惟张、韩、岳三军为盛。自三大将之外，八年五月，吕师古留兵三千屯太平州，而刘錡留兵屯镇江焉。至若四川之兵，曲端死，吴玠并将其兵，王庶、刘子羽有兴元，又招集流散，立成都伍。子羽罢，玠又并将其兵，故玠之兵十万。玠死，胡世将为宣抚，命吴璘以二万守兴州，杨政以二万守兴元，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。而玠之中部三万人，分屯仙人关内外，璘并将之，是以四川之兵，独偏重於兴州。
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："金人为患，今已五年。陛下以万乘之尊，而伥然未知税驾之所者，由将帅无人，而御之未得其术也。如刘光世、韩世忠、张俊、王〈山含〉之徒，身为大将，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，视执政之班，有韩琦、文彦博所不敢当者。论其家，则金帛充盈，锦衣肉食，舆台厮养，皆以功赏补官，至一军之中，使臣反多，卒伍反少。平时飞扬跋扈，不循朝廷法度，所至驱虏，甚於夷狄，陛下不得而问，正以防秋之时，责其死力耳。张俊明州仅能少抗，柰何敌未退数里间，而引兵先遁，是杀明州一城生灵，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，张俊使之也。臣痛念自去秋以来，陛下为宗社大计，以建康、京口、九江皆要害之地，故杜充守建康，韩世忠守京口，刘光世守九江，而以王〈山含〉隶杜充，其措置非不善也。而世忠八、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，尽装海舶，焚其城郭，为逃遁之计，洎杜充力战於前，世忠、王〈山含〉卒不为用，光世亦晏然坐视，不出一兵，方与韩朝夕饮宴，贼至数十里间而不知，则朝廷失建康，虏犯两浙，乘舆震惊者，韩世忠、王〈山含〉使之也。失豫章而太母播越、六宫流离者，刘光世使之也。鸣呼！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，而俊自明引兵至温，道路一空，民皆逃奔山谷。世忠逗遛秀州，放军四掠，至执缚县宰，以取钱粮，虽陛下亲御宸翰，召之三四而不来，元夕取民间子女，张镫高会，君父在难而不恤也。〈山含〉自信入闽，所过邀索千计，公然移文曰：'无使枉害生灵。'其意果安在哉？臣观今日诸将，用古法皆当诛，然不可尽诛也。惟王〈山含〉本隶杜充，充败於前，而〈山含〉不救，此不可赦，当先斩〈山含〉以令天下。其他以次重行贬降，使以功赎过。臣愚以为虏退之後，正大明赏罚、再立纪纲之时，莫若择有威望大臣一人，尽护诸军，虽陛下亲军，亦听其节制，稍稍以法裁之。凡军辄敢擅移屯以护驾为名者，自主将以下，悉论如法，仍使於偏禆中，择人才之可用者，间付以方面之权，待其有功，加以爵秩，阴为诸将之代，此今日所最急者。惟陛下与大臣熟议，断而行之。"
起居郎胡寅上疏言："赵充国西汉名将，曹操三国英雄，其用兵无不屯田积粟，而今日之兵，开口时哺，此何理也？自古临敌有用命者，有不用命者，故艺祖皇帝，尝出入行间，以剑斫士卒皮笠，记其退缩者事定而诛之，若其摧坚陷阵，则赏不旋踵，是谓有赏有刑，旌别勇怯。而今之赏功，全阵转授，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，此何理也？自古行赏：其将帅勋阀尤异者则迁其官秩，或封以国邑：若其士卒则犒赐而已，或以金帛子之而已。今自长行以上，皆以真官赏之，人挟券历请厚俸，至於以官名队，此何理也？自古利权尽归公上，予夺操纵，惟君所命，如李牧之军市租、如艺祖命边将回易之类，则衣粮器械赏设之费，皆出其中。今煮海榷酤之入，遇军之所至，则奄而有之，什一之利，半为军人所取。至於衣粮，则曰仰於大农，器械则必取之武库，赏设则尽出於县官，此何理也？自古制兵，有事则付之将帅，无事则归之天子。光武中兴，可谓马上取之之时矣，犹且不假将帅以久权。邓禹取三辅，总数十万众，一旦无功，夺之如探囊中物。今总兵者以兵为家，若不复肯舍者。曹操曰：'欲孤释兵，则不可也'，无乃类此乎！自建炎以来，易置宰执凡四十馀人矣。谋虑不臧，政事不善，虽台衡之重，股肱之亲，一言而去之，何独将帅而不可进退，以均劳佚之任，拔沈滞之材乎？此又臣所未晓也。自古制兵，必有实数。战斗则有败北，平居则有死亡，缓急则有散逸，此不能免也。今诸军近者四、五年，远者八、九年，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，岂皆不死乎，抑随死随补乎？逃而不以告，败而不以告，死而不以告，补而不以告，不可也。以补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，以死者之妻子为补者之妻子，不可也。不然，军籍何自而无缺乎？此又臣之所未晓也。自古制兵，必去冗食，存精锐，分为等级，如所谓百金之士，千金之士，则战之所恃以必胜者，其馀充声势、备辎重而已，则所以食之役之者，不敢与锐卒班焉。虽其等如是，然无非军旅之用也。今诸军则无所不有矣，避赋役免门户者往焉，纳贿赂求官爵者往焉，有过咎不得仕者往焉，犯刑宪畏逮逋者往焉，违科举失士业者往焉，则又有乡党故旧之人，百工手艺之人，方技术数之人，音乐俳戏之人，彼所以辐辏雲萃者，非有势以庇之乎？非有利以聚之乎？不然，人生各有业，何必军之从？此又臣之所未晓也。"
按建炎中兴之後，兵弱敌强，动辄败北，以致王业偏安者，将骄卒惰，军政不肃所致，汪彦章、胡致堂二疏，切中时弊，故备录之。
建炎四年，诏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言："牙军军兵多系招集乌合之众，欲将上等改刺胜捷，次等刺振华、振武，庶几军政归一，易於训练。"诏依。其後以河北人充河北振武，其馀人刺陕西振华。
绍兴元年，金人留承、楚，浙西大帅刘光世守镇江，欲携贰之，乃以金银铜为三色钱，其文曰："招纳信宝"，获虏人则燕饯而遗之，未几踵至，得数千，众皆给良马利器，用之如华人，因创赤心、奇兵两军，颇得其用。二年，左仆射吕颐浩请举兵北向以复中原，且谓："天时人事，今皆可为，何者？昨自淮扬之变，兵械十亡八九，未几，虏分三道入寇，江浙兵皆散而为盗。自陛下专意军政，稍汰其冗，修饬器械，今张俊军三万，有全装甲万副，刀枪弓箭皆备。韩世忠军四万，岳飞军二万三千，王〈山含〉军一万三千，虽不如俊之军，亦皆精锐。刘光世军四万，老弱颇众，然选之可得其半。又，神武中军杨沂中、後军吕师古皆不下万人，而御前忠锐如崔增、姚端、张守忠军亦二万。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，正兵不过十万，况今有兵十六七万，何惮不为？且向者群盗四扰，朝廷枝梧不暇，今悉已定。又自虏之南牧，莫敢扌婴其锋者，近岁张俊获捷於四明，韩世忠振於镇江，陈思恭击於长桥，而张荣又大捷於淮甸。良由虏贪残太甚，天意殆将悔祸。又虏以中原付之刘豫，而豫烦碎不知国体，三尺童子，知其不可立国，事固可料。观宇文虚中密奏，虽未可尽信，然虏骑连年不至淮甸，必有牵制，天意盖可见矣。今韩世忠已到行在，臣愿睿断早定，命世忠、张俊，与臣等共议，决策北向。令世忠由宿、泗，刘光世由徐、曹以入，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只，令范温、阎皋乘四月南风北去，径取东莱。此数路皆有粮可因，不必调民馈运。大兵既集，豫必北走。所得诸郡，就择土豪为守，虏举兵来争其地，则彼出我入，彼入我出，扰之数年，中原可复。况今之战兵，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，恐久而销磨，异时势必难举，此可为深惜者也。"及闻桑仲进兵，乃议大出师，身自将军北向，且言："近闻虏伪合兵，以窥川、陕，若於未来举兵，必可牵制陕西之急，万一王师逐豫，则彼必震恐。"令韩世忠自京入关，此亦一奇也。
按颐浩之言美矣，然帝信其说，而颁督师之命，才至常州，而部将叛之，竟称疾不进，略不能北向发一矢，复还相位，功业无闻焉。以所言当时军旅事情稍备，故录之。
四年，枢密院上言："提举御前军器所申：'本所万全杂役以五百人为额，自户部裁减月给，尽皆逃遁。若依户部所申月米五斗五升，每日不及二升；麦四斗八升，每斗折钱二百，日支食钱一百，委是赡养不足。'"诏："户部裁定，於月粮一石七斗，添作一石九斗。"五月，诏："神武义军统制王〈山含〉下拣阅到第三等军兵一千六百六十人，拨填诸州厢禁军。"
《军防令》：诸军招拣等杖，天武第一军五尺有八寸，捧日、天武第二军、神卫五尺七寸三分，龙卫五尺七寸，拱圣、神勇、胜捷、骁捷、龙猛、清朔五尺六寸五分，骁骑、雲骑、骁胜、宣武、殿前司虎翼水军五尺六寸，武骑、宁朔、步司军虎翼等五尺五寸，广捷、威胜、广德、克胜等五尺四寸五分，克戎、万捷、雲捷、横塞等五尺四寸，亳州雄胜、飞骑、威远等五尺三寸五分、济州雄胜、骑射、桥道等五尺三寸，拣中广效、武和、武肃、忠靖、三路厢军五尺二寸。
七年，枢密院言："勘会累降指挥，诸军不得互相招收及拖拽别军官兵。访闻昨来诸军内，有因事走投别军之人。窃虑互相识认，别致纷争，理宜措置。"诏："诸军应今日以前，收到别军官兵，特免根究，自後更不许招诱拘截。"十一年四月，给事中范同以诸将握兵难制，献策於秦桧，且以柘皋之捷言於上。召张俊、韩世忠、岳飞入觐，论功行赏，皆除枢密副使。张俊首纳所部兵，乃分命三大帅副校各统所部，自为一军，更其衔曰统制御前军马。罢宣抚司，遇有出师取旨，兵皆隶枢密院，依旧驻札，而四川大将兵亦分屯就粮，曰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、太安军、兴元、隆庆、潼川府凡十四郡焉。故今镇江大军，则韩世忠之旧部；建康大军，则张俊之旧部；鄂州大军，则岳飞之旧部。绍兴末年，荆南、江州、池州又皆新创兵籍，荆南所屯，则刘錡所招效用，益以鄂州之兵，江、池之军，则三衙疲弱之卒屯戍者。江州一军，大抵皆茶寇也。而兴元府、兴州、金州三都统兵，则本曲端、吴玠、关师古之徒，关西之旧部。考乾道之末，建康都统司兵约五万人，池州都统司兵一万二千人，镇江府都统司兵四万九千人，荆南都统司兵二万人，兴元都统司兵一万七千人，金州都统司兵一万一千人。其後分屯列戍，增损不常，拣练团并，分合不一。其下有统制统、领正、将副、将准、备将之目。
十三年，诏："殿前司等处统领将官本请受外，别无供给职田之类，赡养不足，差官管运，侵攘军政。可与逐月支破供给：统制、副统制月一百五十贯，统领官以至准备将各支给有差，庶可赡足其家，责以後效。若诸军仍前擅差军兵回易兴贩，依私役禁军法，所贩物货，计赃坐罪。州县知而不举，与犯人同罪。"
二十九年，枢密院言："勘会内外诸军招人，多收技艺工匠贩卖之徒，致人材短小，形质怯懦，败坏军政。可自今并依等杖招刺壮健、堪披带人。如违，重寘典宪。"从之。孝宗隆兴二年，殿前司言："诸军法，兵级年及六十，将校年六十五，减充剩圆支破请受，内有战功，亦止半给。近年以来，侥求全支，又有年及不行减落，支费浩瀚，不免横取於民，乞今所属遵依旧法，逐营置籍，乡贯、年甲、招剌年月，悉书於籍，一留本营，一留户部，一留总领，以备开落使用。"诏："依。"
乾道元年诏："三衙及江上诸军，今後升差，须候年限及日，方许申请。"
迁补之制：凡诸军校，岁月有久近，功效有优劣，或联比其名，而加迁擢，名曰排连；其有战功，或大礼郊恩，以次迁补，则曰转员。惟老病过失者，不在迁补之限。《军防令》：诸军转补将校者；指挥使阙，以副指挥使充；副指挥使阙，以都头充；都头阙，以副都头充；副都头阙，以军分十将诸禁军将转补：满三年者，十人阙三人，七人至五人阙二人，三人阙一人；虽未满三年者，八人阙五人，七人阙四人，五人阙三人，三人阙二人者，并行转补。诸禁军将校、军头、十将应转补者：当职官体量依拣禁军法，无病却乃试弓弩，内枪刀、标牌手各粗习为应法，入得转补。即有病悴，或年六十九，或转补後犯赃枉法，逾滥情重以上，虽该恩，并隔下。其差出者，勿拘体量，在别州者，随所在州体量讫，报住营处。诸就粮军阙，将校应转补者，逐处各於见管一等军分通理所阙人数递迁。如不足，申总管或安抚钤辖，县镇先於本州，州於本路比州及以次州一等军分内，选经转补及二年者填阙。又不足，逐司报本处，随转补文字且奏诸禁军转补、排连。将校节级正管者，各依职次指挥却相压，差管及差同管与下名将校节级一等职名者，各以补授先後为次。诸禁军已经转补、排连，而有以前功赏武艺应转资者，先於旧职上转补，後於已转资上转补、排连。如无阙，即於应排转名次下额外补。诸军以过犯应隔，转补、排连未经隔而有战功及伤中者，免隔。诸厢军应补员僚，备录所降朝旨，给牒。补节级者，给帖。诸禁军转补、排连，限一季内奏，厢军十日。诸马军龙猛、步军龙骑、归远、壮勇将校兵级，虽犯徒到营不曾犯盗，听补转、排连。诸都作院将校，所管工匠三百人以上阙及三人，馀遇有阙日转补。及三年，依名次递迁。
容斋洪氏《随笔》曰："国朝宿卫禁旅迁补之制，以岁月功次而递进者，谓之排连。大礼後次年，殿庭较艺，乘舆临轩，曰推垛子。其岁满当去者，随其本资高者，以正任团练使刺史、补外州总管、钤辖，小者得州郡监。当留者於军职内升补，谓之转员。唯推垛之日，以疾不趁赴者，为害甚重。绍兴三十二年四月，予以右史午对，时将有使事，与上介张才甫同饭於皇城司，有一老兵幞头执黑杖子，拜辞皇城幹办官刘知閤，泣涕哽噎，刘亦为恻然。予问其故。兵以杖相示，满其上皆揭记士卒姓名、营屯事件，云：'身是天武第一军都指挥使，曾立战功，积官至遥郡团练使。今年满当出职，若御前呈试了，便得正任使名，而为近郡总管。不幸小疾，遂遭拣汰，只可降移外藩将校。在身官位，一切除落，方伏事州都监，听管营部辖。三十七年勤劳，一旦如扫，薄命不偶，至於如是。'坐者同叹息怜之。案崇宁四年，有诏诸班直尝备宿卫，病告满尚可疗者，殿前指挥使补外牢城指挥使，盖旧法也。"
开禧元年兴元都统秦世辅言："本司诸军阙额颇多，绍兴之末，管二万九千馀人，乾道三年，以二万七千人为额，今管二万五千四百馀人，所差发出戍官占实一万一百四十三人，点阅所部堪披带者，仅六百二十七人，欲乞许本司酌绍兴末年元额招刺补填。"从之。
叶適应诏《兵总论》二曰："自唐至德以後，节度专地而抗上令，喜怒叛服，任於晷刻，而藩镇之祸，当时以为大讳矣。然国擅於将，犹可言也。未久，而将擅於兵，将之所为，惟兵之听，而遂以劫制朝廷。故国擅於将，人皆知之；将擅於兵，则不知也。大历、正元之间，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，唐末尤甚。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，人主之兴废，皆群卒为之，推戴一出，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。而论者特以为其忧在於藩镇，岂不疏哉！太祖既收节度权柄，故汰兵使极少，治兵使极严，所以平一僭乱，威服海内者，太祖统纪制御之力，非恃兵以为固者也。群臣不考本末，不察事势，忘昔日士卒奋呼专上无礼之患，而反以为太祖之所以立国者，其要在兵；都於大梁，无形势之险，而其险以兵。夫都於大梁，因周、汉之旧，而非太祖择而都之也。使果恃兵以为固，则连营百万，身自增之，不待後世也其数乃不满二十万，何哉？不以兵强，前世帝王之常道也。况太祖之兵不满二十万，其非恃兵以为固也决矣。召募之日广，供馈之日增，盖端拱、雍熙以後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。康定、庆历谋国日误，恃兵为国之说大炽不禁，而後天下始有百万之兵，弱天下以奉兵，而其治无可为者矣。而上下方扬扬然自以为得计，为之治文书、聚财赋，尽用衰世裒刻之术，取於民以扌致之而犹不足，及其不可用也，则又为之俛首以事骄虏，而使之自安於营伍之中也。故王安石为神宗讲所以销兵之术，知兵之不胜养，而犹不悟籍兵之不必多，教诸路保甲至四五十万，阴欲以代正兵，正兵不可代，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为兵，於是虚耗之形见，而天下之势愈弱。元祐废罢保甲，史臣以为太祖设阶级之法，什伍壮士以销奸雄之心，兵制最明，而百馀年无祸乱。王安石不足以知此，《实录》所载，盖当时议论之本原也。虽然，王安石则信不足以知此，而不为王安石，者岂能知之哉！至於绍圣以後，则又甚矣。保甲复治，正兵自若，内外俱耗，本末并弱。大观、政和中，保甲之数至六七十万，二法皆弊，名具实亡，故军制大坏，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，平民相挺，化为盗贼。幹离不始挟兵十万馀，长驱而至莫有敌者，仓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，京师不守，则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。呜呼，痛哉！养兵以自困，多兵以自祸，不用兵以自败，未有甚於本朝者也。而议者犹曰恃兵之固，制兵之善，可因而不可改，可增而不可损，是厚诬太祖而重误国家也。加以四屯驻之兵，又昔日所未有，以数倍祖宗之财用，投於四总领之巨壑，而州郡又以厢、禁兵自困，侵削民力，至於空尽。问其外御，则曰请和不暇；问其内备，则曰仓卒可虑。统制、统领、总管、路钤、路分钤辖将兵之官，充满天下，坐縻厚禄，而兵未尝有一日之用。方今国未见有难治之弊，敌未见有难破之验，徒以自困於兵，浸淫重滞，不能轻利，其一曰，四屯驻大兵之患；其二曰州郡厢、禁、土兵、弓手之患。去一患则得一利，一州之兵患去，则一州利；一方之兵患去，则一方利。兵患去则兵强，惟所用之无不可者。陛下果决於此，岂有久而不革者哉？"
又《论四屯驻大兵》曰："敢问四大兵者，知其为今日之深患乎？使知其为深患，岂有积五十年之久，而不求所以处此者？然则亦不知而已矣。自靖康破坏，维扬仓卒，海道艰难，杭越草创，天下远者命令不通，近者横溃莫制。国家无威信以驱使强悍，而诸将自夸雄豪，刘光世、张俊、吴玠兄弟、韩世忠、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，其玩寇养尊，无若刘光世；其任数避事，无若张俊。当是时也，廪稍惟其所赋，功勋惟其所奏。将版之禄，多於兵卒之数。朝廷以转运使主饣鬼饷，随意诛剥，无复顾惜，志意盛满，仇疾互生，而上下同以为患矣。及张俊收光世兵柄，制取无策，吕祉以疏俊趣之，一旦杀帅，卷甲而遁。其後秦桧虑不及远，急於求和，以屈辱为安者，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，浸成疽赘，则非特北方不可取，而南方亦未易定也。故约诸军支遣之数，分天下之财，特命朝臣以总领之，以为喉舌出纳之要。诸将之兵尽隶御前，将帅虽出於军中，而易置皆由於人主，以示臂指相使之势。向之大将，或杀或废，惕息俟命，而後江左得以少安。故知其为深患若此而已。虽然，以秦桧之虑不及远也，不止於屈辱为安，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为大功。疲尽南方之财力，以养此四大兵，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，桧徒坐视而不恤也。桧久於其位，老疾而死。後来者习见而不复知，但以为当然。故朝廷以四大兵为命而困民财，四都、副统制因之而侵刻兵食，内臣贵倖因之而握制将权，蠹弊相承，无甚於此。而况不战既久，老成消耗，新补惰偷，堪战之兵，十无四五，气势忄壖弱，加以役使回易，交跋债负，家小日增，生养不足，怨嗟嗷嗷，闻於中外。昔祖宗竭天下之财，以养天下之兵，固前世之所无有；而今日竭南方之财，以养四屯驻之兵，又祖宗之所无有也。夫以地言之则北为重，以财言之则南为多。运吾之多财，兵强士饱，事力雄富，以此取地於北，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为也。今奈何尽耗於三十万之疲卒，袭五六十年之积弊，以为庸将腐阉，卖鬻富贵之地？则陛下之远业，将安所託乎？陛下诚奋然欲大有为於天下，摅不可掩抑之素志，以谋夫不同覆载者之深雠，必自是始。使兵制定而减州县之供饣鬼，以苏息穷民，种植基本，於是厉其兵使必斗，厉其将使不惧，一再当虏，而胜负决矣。兵以少而後强，财以少而後富，其说甚简，其策甚要，其行之甚易也。"
又《论厢禁军弓手土兵》曰："厢军供杂役，禁军教战守，弓手为县之巡徼，上兵为乡之控扼。夫供役有兵，备战有兵，巡徼有兵，控扼有兵，大州四五千人，中州三千人，小州二千人。计一兵之费：其正廪给之者居其一焉，因兵而置营伍将校，其上则路分钤辖、总管者居其一焉，恩赐、阅视、借请、券食者居其一焉，缘兵之蠹弊亏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。民之所谓第一等户，尽其赋入，不足以衣食一兵。今州郡二税之正籍尽以上供者，及其所趁办酒税窠名尽以上供者，朝廷既自以养大兵矣，而州郡以其自当用度者，又尽以养厢、禁、土兵，又有配隶罪人，牢犴充塞，亦州郡所养。然则财安得不匮，而民安得不困乎？夫所以养兵者，为其有事而战，不为其无事而备也。无事而备，则必有不养之兵而後可。今养之於无事，竭州郡之力以衣食之，固非所以战也。则虽有百万之兵，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，乃其势之宜然耳。故不减宿卫屯驻之大兵，则国力不宽；不减厢、禁、弓手、土兵，则州郡之力不宽。夫立法定制於重滞繁扰之中，以困民为安强，以耗国为仁惠，以疲士大夫之精力为用材，以人心益陋、所守益卑者为远识，以不可举动为体国，以养兵不战为消奸雄之心，遂至於忘雠耻。弃诸华、废天命，礼坏乐失，积众弊而莫革者，宿卫屯驻之兵困之於上，厢、禁、弓手、土兵困之於下而已。陛下思之於外，而不图其内，患行其所难，而不实为其所易者，何哉？"
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，故民附则兵多，而勃然以兴；民叛则兵寡，而忽焉以亡，自三代以来皆然矣。秦汉始有募兵，然犹与民兵参用也。唐之中世，始尽废民兵而为募兵。夫兵既尽出於召募，於是兵与民始为二矣。兵与民为二，於是兵之多寡，不关於国之盛衰；国之存亡，不关於民之叛服。募兵之数日多，养兵之费日浩，而败亡之形反基於此。唐自天宝以来，内外皆募兵也。外兵则藩镇擅之，内兵则中人擅之，其势不相下，而其力足以相制，故安史反叛，而郭子仪、李光弼以节度之兵诛之。朱Г僭乱，而李晟、浑瑊以神策之兵诛之。及其衰也，宦官则以内兵而劫制人主，方镇则以外兵而擅广土地。及朱温举兵内向，尽夷中人，废神策，而唐之鼎祚移於内。杨行密、钱鏐、马殷、王建、刘仁恭、李茂贞之徒，以卒伍窃据一方，而唐之土宇裂於外，而唐遂亡矣。中更五代，则国擅於将，将擅於兵。卒伍所推，则为人主，而国兴焉，非以得其民也；其所废则为独夫，而国亡焉，非以失其民也。宋有天下，艺祖、太宗，以兵革削平海内，暨一再传，则兵愈多，而国势愈弱。元昊小醜，称兵构逆，王旅所加，动辄败北，卒不免因循苟且，置之度外。洎女真南牧，徵召勤王之师，动数十万。然援河北，则溃於河北；援京城，则溃於京城。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，而王业偏安於江左。建炎、绍兴之间，骄兵溃卒，布满东南，聚为大盗，攻陷城邑，荼毒生灵，行都数百里外，率为寇贼之渊薮。而所谓寇贼者，非民怨而叛也，皆不能北向御敌之兵也。张、韩、刘、岳之徒，以辅佐中兴，论功行赏，视前代卫、霍、裴、郭曾无少异，然究其勋庸，亦多是削平内寇，抚定东南耳。一遇女真，非败则遁，纵有小胜，不能补过，而卒不免用屈已讲和之下策，以成宴安江左之计。及其末也，夏贵之於汉口，贾似道之於鲁港，皆以数十万之众，不战自溃，於是卖降效用者非民也，皆宋之将也；先驱倒戈者，亦非民也，皆宋之兵也。夫兵既不出於民，故兵愈多而国愈危，民未叛而国已亡，唐、宋是也。噫！兵，犹手足也；国、犹身也。手足强壮则身存，手足枯槁则身废；兵多则国存，兵少则国亡，未有以兵多而亡者。今唐兵虽多强悍而不为用，犹病狂易之人，奋拳举爪，自陷其肤，自屠其肠，以至於殒身也。宋兵虽多劣弱而不可用，犹病痱癖之人，恣其刍豢以养拥肿之四肢，胫如腰，指如股，而病与之俱增，以至於殒身也。然则所以覆其国者乃兵也，所以毙其身者乃手足也。又古者籍民为兵，其法不过因其户田之可赋者赋之，年齿之可任者任之，民固不容於倖免，而亦不可以滥入。《司马法》曰："使智使勇，使贪使愚"，盖言户尽为兵，则君子小人、贤与不肖俱出其间也。自募兵之法行，於是择其愿应募者，而所谓愿应募者，非游手无藉之徒，则负罪亡命之辈耳，良民不为兵也。故世之詈人者，曰黥卒，曰老兵，盖言其贱而可羞。然则募兵所得者，皆不肖之小人也。夫兵所以捍国，而皆得不肖之小人，则国之所存者，幸也。纪纲尚立，威令尚行，则犹能驱之以亲其上、死其长，否则溃败四出，反为生民之祸，而国祚随之矣。可胜慨哉！